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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文化 第五节 利乐有情(下)

第五节|利乐有情(下)


  在《第三节·华严三圣》《第四节·普贤愿海》中,我们以《华严经》对佛教之“经藏”有所阐述,以下我们将以“律藏”连结起三位著名高僧在千年岁月中的万里远行。


  (二)佛教三大语系与“以戒为师”


  1. 法显——“西天取经第一高僧”

  在中外佛教史上,佛教僧侣远涉艰关,踏上弘法之路,不仅激发后人为信仰、为理想而奋斗的坚定意志与决心,也为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了巨大贡献。自汉至唐,与外国僧人东行传教相伴而兴的是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以朱士行为始,中国僧人誓志躬睹灵迹,广寻群经。西晋时有竺法护,东晋初年有康法朗、于法兰,东晋中期以后有竺佛念、慧常、慧辩、慧睿、支法领、法净、昙猛等人,东晋末年有释宝云、智严等人,他们“涉履流沙,登逾雪岭,勤苦艰危,不以为难。遂历于阗、天竺诸国,备睹灵异。”晋、宋年间西行求法僧智严在罽宾(古代西域国名)遇见深达禅、律的佛驮跋陀罗(Buddhabhadra,359—429),诚邀其共行,他们“逾涉雪山,寒苦崄绝,饮冰茹木,频于危殆。绵历数载,方达关中。”及至东晋南朝之际,在忘身循道者中,法显成为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

  后秦、东晋时期的法显(334-420)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之一,佛教革新人物,也是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在法显之前的近一百五十年中,以朱士行为始,有史料记载的“西行求法”高僧共十二人,他们大多行至西域地区即止,抵达印度者寥寥无几。公元399年,时年六十五岁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行程五万里,游历三十余国(包括天竺五国、斯里兰卡等在内的诸多佛教圣地),收集近百万言的梵文写本,前后历时十四年。法显“创辟荒途”,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到达印度的僧人,是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也是第一位从陆路去、海路回的僧人。至今,南沙群岛的“法显暗沙”仍在纪念着在归国时曾途经南海诸岛的法显大师。

  法显去印度,主要目的就是寻求佛教之“戒律”。这一点在《法显传》开篇即可为证:“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在法显西行前,虽已有一些佛教戒律陆续传至汉地,但尚无完整的一部,这严重影响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彼时,中国佛教领袖人物、杰出的佛教学者道安认为应采取两项举措:第一,尽力与西域僧人取得联系,邀请通解戒律的僧人来到汉地,翻译戒律,讲传律学;第二,鼓励、支持汉地僧人西行,至西域诸国,至印度本土去求取戒律,尤其是所谓的“广律”(指内容完备的律,如法藏部的《四分律》等)。

  法显亦迫切希望改变因缺少戒律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现状。后秦弘始元年(399),法显离开长安,西行四年后抵达印度,并在印度停留八年。《法显传》曾讲到他求取经典的过程:“从彼波罗柰国东行,还到巴连弗邑。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祇众律》,佛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也,于祇洹精舍传其本。自余十八部各有师资,大归不异,然小小不同。或用开塞,但此最是广说备悉者。复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萨婆多众律》,即此秦地众僧所行者也。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复于此众中得《杂阿毘昙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经,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经》,可五千偈。又得《摩诃僧祇阿毘昙》。故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义熙五年(409),法显从东印度乘船抵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停留两年。《法显传》记载:“法显住此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得此梵本已,即载商人大舶。”经过千辛万苦、千难万险,由法显抄录并带回的佛教典籍,都是汉地所没有的,填补了中国佛教的诸多空白。义熙七年(411),法显乘船东返,几次遇到飓风,先后被吹至数处荒岛。最后从一处名为“耶婆提”的大岛(传为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向东北方航行,原目的地为广州,因“遇黑风暴雨”被吹至今山东崂山附近后登陆。此时是义熙八年(412),法显已近八十岁。

  在佛教历史中,不同部派使用不同的“律”。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在法显带回的十一部佛经中,有四种为律,包含《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已入《律录》)、《僧祇比丘戒本》一卷(今阙)、《弥沙塞律》(梵文,未译)以及《萨婆多律抄》(梵文,未译),且分属于三个部派。其中,《摩诃僧祇律》(Mahasangha-vinaya,简称《僧祇律》,意译《大众律》,为大众部所奉持,其中多处含有大乘经意,为大乘说法的萌芽;《弥沙塞律》(Mahīśāsakāh!,是化地部所传戒律的音译)由五部分组成,故又名《五分律》。

  在现存佛教文献中,无论是采用何种语言形态,也无论是否完整,“律”共有六种,其结构与内容是对比部派佛教之间差异的基本坐标,是研究佛教、佛教发展史的最基本且重要的资料,也是深入了解佛教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六种“律”包括:

  有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十诵律》

  大众部:《摩诃僧祇律》

  化地部:《五分律》

  法藏部:《四分律》

  其中,上座部律以印度古代语言巴利文文本流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既有印度古代语言梵文文本,也有汉文和藏文译本;其余四种基本以汉文译本形态存在,且为完整文本。现存佛教部派律中重要的两种——《摩诃僧祇律》和《五分律》,便是由法显大师分别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带回,这对研究佛教文献、佛教史,尤其是印度佛教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两种律得以流传后世,完全得益于法显西行求法的殊胜因缘。法显对于佛教律在汉地的传承,具有特殊的贡献。

  义熙十四年(418),归国后的法显又与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摩诃僧祇律》,法显带回并翻译的戒律,对于当时的中国佛教僧伽来说,如及时雨,极大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法显还与佛陀跋陀罗等合作,将《方等般泥洹经》《杂藏》及《杂阿毗昙心》等经律论译为汉语。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法显致力于佛经翻译工作,共译出经典六部六十三卷。

  法显还是一位探险家,以年过花甲高龄完成了穿行亚洲大陆又经南洋海路归国的惊人壮举,他将自己求法经历和一路见闻,写成了一部闻名中外的传记——《佛国记》,较全面地记录了公元五世纪初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风俗、地理及考古等方面的信息,成为研究印度洋、太平洋和中国南海交通史最早、最可靠的文字实录,也是研究古代南亚史、中亚史、佛教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文献资料。《佛国记》被现代高僧太虚大师赞为“亚洲之光”。在法显西行一千余年后的中国明朝,《佛国记》成为郑和下西洋航行指南的灯塔。十九世纪以来,《佛国记》被列为世界文化名著之一,先后被译为法文、英文、德文、日文、印地文、僧伽罗文、尼泊尔文、孟加拉文等文字出版,为重建沿线国家、特别是印度次大陆相关国家的中古历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法显不仅为中国佛教摆脱晋代以前典籍杂乱无序的局面,为推动佛教中国化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开启了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及人民之间的友谊。一千六百多年来,“法显精神”一直鼓舞着中、斯两国官方及民间的友好往来。在他的影响下,历代高僧大德及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络绎不绝,绵延不断。法显所开创的成功之路,对后世的激励与影响,广泛而深远。

  法显大师为中国佛教带来了重要的戒律,其陆上西行、海上东归的路线,又使其与信奉南传佛教的诸多国家结下不解之缘,对中国佛教三大语系之“巴利语系”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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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国记》书影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于魏晋时期迅速发展,很快便传入了东邻朝鲜半岛诸国。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前秦皇帝苻坚派遣顺道和尚送佛像、佛经至高句丽,佛教始传高句丽。384年,百济枕流王遣使入晋朝贡,胡僧摩罗难陀随之自晋返回百济,枕流王迎之入宫内礼敬,佛教自此传入百济。佛教传入新罗为公元528年。此后不久,佛教传入日本。汉传佛教自中国传入朝鲜、日本,也间接促进了中国与两地的海上交通往来。但是,海上航行十分艰险,“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涛天”,可谓九死一生。但是,佛教僧侣却无所畏惧,不断经历着海航的生死考验,他们有的患疾而卒,有的舶沉身没,有的下落不明,如僧人智岸、窥冲、木叉提婆、智行、大乘灯、彼岸等……在法显东归的三百多年后,又一位年过花甲的高僧长渡沧溟。


  2. 鉴真——六次东渡的“过海大师”

  鉴真(688-763)为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精通律学、深谙戒法,曾任大明寺住持,是扬州著名高僧,在江淮民间享有崇高威望。彼时,日本人认为:“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唐天宝元年(742)初冬,鉴真法师接受遣唐使——日本僧人荣睿、普照之邀,决意东渡日本弘布戒律,因遇官府阻拦或飓风拦截,前五次东渡皆未成功。天宝十二年(753),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到扬州向鉴真致礼,再次邀其“向日本传戒”。鉴真遂决定第六次东渡,以六十六岁高龄,于日本天平胜宝五年(754)底,登岸日本萨摩秋妻屋浦(今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目浦),受到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次年被迎入首都奈良的东大寺。鉴真大师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戒,为八十余僧舍旧戒授新戒,日本自此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尊鉴真大师为“日本律宗初祖”。鉴真大师亦被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他讲授佛学理论,同时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而被日本称为“天平之甍”,指其为“日本天平时代的文化屋脊”。“鉴真东渡”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被日本人民尊为“日本佛教与日本文化的大恩人”、“日本文化史上的伟人”、“日本医术之始祖”,极大推动了中日文化交流。

  截至目前,鉴真东渡的史实主要载于《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是在鉴真大师圆寂十六年后,由真人元开(即淡海三船)于公元779年写成。真人元开出身皇族,为彼时日本上层知识分子中拥有很高威信的“文首”,并亲受过鉴真的开示与化导。他在序言中写道:“......爰有鉴真和上,张戒网而曾临,法进阇棃,照知炬而戾止。像化多士,于斯为盛;玄风不坠,实赖兹焉。弟子浪迹嚣尘,驰心真际,奉三教之有地,欣一觉之非遥。欲赞芳猷,聊奋弱管云尔。”呈现了彼时日本对于鉴真传戒的迫切需求以及鉴真及弟子一行弘法的盛况与成果。及至现代,《唐大和上东征传》经由我国著名中日文化交流史专家汪向荣先生(1920-2006)校勘,重新出版而得以再现该书全貌。

  据书中记载,鉴真在日本建立了严密的“三师七证”,即三位高师授戒,七名高师在场作证的僧徒入寺制度;鉴真从中国带去佛经典籍达四十八部,且多为戒律著作,包括《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佛名经》《大品经》《大集经》《涅槃经》等等,并由鉴真与弟子先后在唐招提寺讲解章疏。鉴真在日本兴建佛寺,十年如一日,其所创建的唐招提寺也被视作“日本律宗总本寺”。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的梁思成先生(1901—1972)曾说:“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来说,没有比奈良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鉴了。”鉴真及其弟子在日本的传戒弘法,更开启了日本佛教天台宗、密宗的创立与发展。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最澄、真言密宗的开创者弘法,都曾受到鉴真及其弟子弘法的影响。鉴真行医辨药,并将大唐的医学成就与医疗体制逐步介绍到日本。日本古医书《医心方》中的“紫雪方”,明确说明其适用症及用法来自鉴真和尚。鉴真在传播中华文化上的重大贡献,还表现在建筑、雕塑、书法等诸多方面。

  巨大成就的背后,是鉴真大师付出的艰辛,面对跨海东渡的巨大风险。他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更留下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的偈语,流芳后世。据传,在第六次东渡时,鉴真已双目失明。《唐大和上东征传》呈现了日本人眼中的鉴真——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矢志不渝、为崇高使命不惜身命。在文化传播的接受方心中树立如此伟大的形象,鉴真大师堪作中华文化传播的成功典范之一,也为佛教远播至东亚地区及对日本佛教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更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公元763年,鉴真大师圆寂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世寿七十五岁。一尊据传由鉴真弟子思托制作的鉴真干漆夹纻坐像,迄今仍供奉在唐招提寺“御影堂”内。该像采用鉴真一行带去日本的干漆夹纻佛像塑造工艺,身披袈裟、衣褶柔和、彩漆髹饰、安详肃穆,真实反映了鉴真大师的宝相,千年以来被日本视为“国宝”。

  1963年,中日邦交尚未恢复正常化,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居士提议,并由周恩来总理采纳建议,决定在鉴真大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之际,由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在日本、中国北京和鉴真大师的故乡——扬州举行纪念活动,共同缅怀鉴真大和尚的历史功绩。5月,应全日本佛教会之邀,赵朴初居士率领中国佛教访日友好代表团抵达东京,先后访问了奈良东大寺和唐招提寺、大津市比睿山延历寺及高野山。由于纪念活动声势浩大,成为日本人民争取日中友好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也被称为“鉴真年”。纪念鉴真大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对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有巨大作用,是中日两国佛教徒共同合作的伟大成就,自此,中日两国人民交往日趋密切,纪念活动日益频繁。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第八十一代森本孝顺长老亲自塑造的一尊鉴真和尚脱纱塑像,由日本文化界、佛教界联合署名赠送给鉴真东渡时的驻锡地之一的南京栖霞寺。鉴真和尚端坐的佛龛,以扬州大明寺为模型,以惊涛骇浪为背景,再现了鉴真大师为促进中日佛教发展、中日文化交流而舍生忘死的大无畏气概。

  1980年4月,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第八十一代森本孝顺长老护送已历时一千二百年的日本国宝——鉴真大和尚干漆像回扬州探亲,由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放送社联合组织的“日本国宝鉴真大和尚像中国展”先后在江苏扬州和北京展出,并分别举行了隆重法会与集会。巡展仪式在扬州开幕之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同志为《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纪念》集撰写的文章——《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并刊登了邓颖超同志为《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纪念集》亲笔书写的题词——为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下去和文化交流事业作不懈的努力。在离开故土一千二百多年后,“过海大师”鉴真以更震撼人心的方式回归故土,并再次开启了中日友好事业的新阶段。赵朴初居士曾作一联以誌对鉴真大师的纪念:“创业溯南朝,想当年花雨六时,朗公讲席弘三论;分身还故国,喜此日海天一色,鉴师行迹垂千秋。”

  鉴真大师之墓,位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御影堂前,其东院中植有来自中国的松树、桂花、牡丹、芍药等,以及一株自1963年从鉴真法师在扬州的祖庭移植过来的琼花树。每年四月,琼花繁盛,人有情,花也有情,陪伴不畏艰险、离家千年的鉴真大师在异乡安眠。1992年,赵朴初居士拜祭鉴真法师时掉落一颗牙齿,遂作诗云:“昔年堕一牙,埋之盲圣墓。曾因天平薨,两国腾欢舞。”赵朴初居士一生崇敬鉴真大师,他生前有个心愿,希望常伴在鉴真大师身边。2001年,赵朴初居士逝世一周年之际,日本佛教界在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御庙右侧建立一座纪念石碑,以缅怀赵朴初居士的遗德,表彰他为中日两国佛教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也圆满了他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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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真和尚脱纱塑像 现藏于南京栖霞寺

  “大雄无畏,勇猛精进”,大约便是鉴真大师一生最好的写照。约三百年后,另一位传戒、弘法的古印度僧人——阿底峡尊者(Atisa,982—1054)成为了藏传佛教的至尊导师。他在入藏前,也曾有一段海上求学之路。约1013年,阿底峡尊者率弟子乘船远洋至金洲(今苏门达腊)求法取经。孟加拉国与苏门达腊共处孟加拉湾,一北一南相距上千海里,尊者一行历经十三个月后才抵达目的地,参拜依止金洲(法称)大师学法长达十二年。鲜有文献提及这条海路之惊险,但从“中国西行取经第一人”——法显大师的《佛国记》中可见一斑。“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闇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法显描述了自师子国(斯里兰卡)至耶婆提国(苏门达腊)浮海东还之际的险恶环境。佛界广大如海,法显大师、鉴真大和尚与阿底峡尊者,在近千年的岁月中,都曾穿越大海,以大无畏之精神弘法利生。他们不仅做到了“以己为灯”,也成为众生所追随的光明。


  3. 阿底峡——入藏弘法十二载

  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公元九世纪,汉、藏两地的佛教发展先后盛极一时。有关史料记载,西藏地区的佛教发展因“朗达玛灭法”(841)一度衰微,此后的七十余年时间里,藏区都没有正式的出家僧人。直至十世纪中叶(973)才获重兴,进入后弘期。由于朗达玛灭法毁坏了大量佛教经典,藏传佛教失去大量传统教义,且遗留内容偏重于密教咒术,当时藏传佛教缺乏系统的佛教教理、更缺乏僧人修持所依戒律等诸多极为重要且急迫的问题亟待解决。对此,西藏史学名著《青史》讲到:“然而降秋峨(菩提光王)的心中,总想此间西藏虽已有许多僧众,但是显见有许多对于密宗,淫乐得解脱的邪行,而此前所迎来的诸班抵达,虽各有其特超法门但对于总的西藏来说,未获得利益。”因此,西藏阿里王朝王子强曲沃(藏名byang-chub-vod,又称菩提光)派人去印度迎请阿底峡尊者,希望其能入藏弘法,以重振西藏佛教。

  阿底峡尊者(Atisa,982—1054,原名月藏,法名吉祥燃灯智,阿底峡为尊称,意为无极自在)为孟加拉(原属古印度)佛教高僧、佛学家,藏传佛教噶当派祖师。阿底峡尊者所处的时代,正是古印度佛教显、密融贯的理论与次第完全成熟的时代,也是佛教理论登峰造极的时代。赴藏前,阿底峡尊者因佛学知识渊博、精通显密教法、品德言行高尚,为“超戒寺八贤”之一并出任超戒寺首座,声望远扬海内外。他毅然赴藏,足见其弘法誓愿之坚。公元1040年,阿底峡尊者起程,经停尼泊尔一年,于公元1042年抵达西藏,彼时已六十一岁。随后,阿底峡尊者的足迹遍布阿里、日喀则、山南、拉萨等广大地区。

  阿底峡尊者居藏弘法,长达十二年,续佛慧命,为藏传佛教、藏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尊者“宣扬显密贯通观行并重之大乘学,藏传密典及中观论籍臻于美备。”使藏地的佛教教理系统化、僧人修持规范化。当时阿里地区统治者强曲沃(菩提光)曾祈问:“今藏地有情,以无善知识所摄受故,于甚深广大义理,依自虚妄分别,互相诤论,愿除彼疑。后依共乘二问、显教二问、密教三问,愿将慈尊及龙猛传来教授,一切大乘深义,文少义丰,如师自所修习,作一善论。又愿将佛智足传来集密之教授,造一曼陀罗主观音修行仪轨。尊者曰,藏地已有龙猛菩萨之《宝鬘论》,较彼好者不可得也。然依所请,造《菩提道灯论》,尽释时疑。”阿底峡尊者所造《菩提道灯论》,是中国藏传佛教噶当派的一部主要论著,在短短的六十九颂半中,概括了显密大小乘的重要义理,并解决了许多“大小相违、显密相违”等问题,在西藏后弘期佛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菩提道灯论》辟斥了违背佛法的异说,明确了下士、中士、上士三类不同根器之人的修行要门,确立佛教修学次第,点亮了藏传佛教规范学修的明灯。阿底峡尊者在西藏还做了大量的著书与翻译工作,为“有缘者”讲经,传授密法,对于不符合佛教教理和修持的地方做了规范,“遂使释迦教法远离垢污。”将佛教人士都引入善道中。由于阿底峡尊者大力弘法,才使得藏传佛教(藏语系佛教)在后弘期进入了发展和兴盛的新阶段。

  阿底峡尊者入藏后,树立佛教新风,出现了具有纯洁教法的噶当派,其亲传弟子仲敦巴,将噶当派发扬光大,并建立热振寺,在藏区盛极一时。藏文历史著作《贤者喜宴》中记载:“阿底峡举办并提倡了许多佛事习俗,极力宏扬佛教。阿底峡受到尊崇供养,其师徒人等于吐蕃恩德无量。其亲传弟子是沽、俄、仲三人,彼等持噶当巴派系,广建寺院。”阿底峡入藏也对其它教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噶举、萨迦及格鲁各派的教义也同样受到阿底峡学说的影响。阿底峡学说对藏传佛教后弘期各教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噶举派系的产生和发展深受阿底峡学说的影响。萨迦派的重要人物萨班也从吉沃勒巴那里听受过噶当教法。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对阿底峡尊者佛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格鲁派与噶当派更是一脉相承,格鲁派更被称为新噶当派。

  阿底峡尊者还为西藏的医学、文学的发展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兴修水利,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藏历法和工巧学的发展。同时,阿底峡入藏为西藏地区增添了异域色彩,也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新内容,不仅促进了西藏与印度的文明交流与对话、中国与孟加拉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更为世界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世界范围来看,印度佛教衰落之时,藏传佛教却焕发勃勃生机,阿底峡也为世界佛教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贤者喜宴》所记载:“阿底峡的学说对吐蕃后期佛教教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印度,尼婆罗,迦湿弥罗与我国吐蕃地区佛教文化友好交流的史例,从印度佛教来说,当时已处于衰微时期,寺院被毁,僧俗外流,正当此逆境之际,却绝路逢生,其佛教竟假吐蕃僧人之手而得到意想不到的发展。”

  阿底峡尊者虽在入藏前约定三年后返回故土,却最终圆寂于西藏聂当,世寿七十三岁。在藏传佛教史上,阿底峡尊者为西藏佛教和文化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具有承前启后的突出地位。如今,阿底峡尊者已成为其故乡孟加拉国的代表与骄傲。1978年,孟加拉国佛教复兴会会长维苏塔难陀大长老率团来到中国,将阿底峡大师的部分骨灰迎请回国,在其家乡达卡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让这位阔别故国九百余年的大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阿底峡尊者是藏传佛教接续传承的燃灯人,是文明使者,也是中国与孟加拉两国的友谊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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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底峡大师纪念堂暨舍利塔奠基”暨破土动工“见证纪念碑”

  至此,以“律藏”为经线、以中国佛教“三大语系”作纬线,我们将三位高僧古德的璀璨一生作出了精简总结。法显大师沿陆上丝绸之路西行、海上丝绸之路东归,带回了对中国佛教发展至关重要的《摩诃僧祇律》《五分律》等典籍,也为巴利语系佛教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鉴真大和尚东渡传戒、弘法,成为日本律宗初祖,也将汉地大乘佛教(汉语系佛教)东传日本;阿底峡尊者入藏传戒、弘法,使藏传佛教(藏语系佛教)的发展步入正轨。

  鉴真大和尚永远留在了日本奈良,阿底峡尊者也留在了中国西藏。诚如《仁王护国经》所言,佛法之“国”绝非世俗之“国”,更应包括修行的阶位与果报;护国,更是护持人心。法显、鉴真、阿底峡,作为佛教出家众的三位代表,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伟大践行者。


三、众生与福慧双修


  (一)佛教四众与“四重恩”

  《仁王护国经》中,佛说护国之法,有“……每日二时讲读此经,若王大臣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听受读诵如法修行灾难即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与优婆夷,即佛教“四众”弟子。成为正式的佛弟子,需要在具有足够的了解和坚定的信念之后,作“三皈依”,一皈依佛,二皈依法,三皈依僧,亦称“三归”。佛、法、僧,为佛教“三宝”。皈依“三宝”,即成为佛教徒,又可分为“出家众”和“在家众”两大类,比丘、比丘尼为出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为在家二众。

  比丘(梵语bhiksu)又称乞士、破烦恼,指年满二十岁且受过具足戒的男性出家人。憍陈如﹑阿说示﹑跋提﹑十力迦叶与摩诃男拘利,五人在鹿野苑闻法,从释迦牟尼佛出家而成为“五比丘”,是佛教“僧宝”之始。三国曹魏嘉平二年(250),朱士行首登洛阳白马寺戒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

  比丘尼(梵语bhikkhuni)又称沙门尼、尼,指年满二十岁且受过具足戒的女性出家人。摩诃波阇波提(Mahaprajapati,大爱道)是释迦牟尼佛的姨母,也是养母,因誓守八敬法,而被允许出家受戒,成为佛教比丘尼之始。中国第一位比丘尼是在东晋升平元年(357)受具足戒的净检法师。

  此外,出家众还包含:沙弥(梵语s'rman)指未满二十岁且受十戒的出家男子,小孩出家叫做沙弥,若已过七十岁,便不准受具足戒,只能受沙弥戒成为沙弥,而不能正式成为比丘;沙弥尼(梵语s/ra^man!erika^)指未满二十岁且受十戒的出家女子;式叉摩那尼(梵语sikkhamana)又称学法女,是沙弥尼在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尼之前,需在两年内学足六法,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及不非时食。以上三者,也合称“三小众”。其中,佛陀未出家前育有一子——罗睺罗,于十五岁时受戒出家,为佛教沙弥之始。

  比丘、比丘尼与“三小众”,又合为佛教的“出家五众”,需在日常生活和修行中遵守戒律。比丘、比丘尼所受“具足戒”,戒品具足,又称大戒,意译为“近圆”,有亲近涅槃之意。依据“律藏”中的《四分律》,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有三百四十八条。沙弥、沙弥尼所受“十戒”,包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不歌舞旁听、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及不蓄金银财宝。另外,还有式叉摩那戒,是式叉摩那尼需要受持的“六法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及不非时食。

  优婆塞(梵语upasika)是在家信佛、行佛道并受三皈依的男子;受三皈依、五戒且戒行圆满,称为满分优婆塞。优婆夷(梵语upasika)指在家信佛,行佛道并受三皈依、五戒的女子。优婆塞、优婆夷均应持守“五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中国大乘佛教的最根本戒律即为“五戒”,这是一切佛教戒律的基础,不论出家众、在家众皆应遵守。

  除以上三皈依、五戒、六法戒、十戒、比丘戒、比丘尼戒之外,佛教戒律还有八关斋戒、菩萨戒等。佛教戒律即“毗奈耶”,为三无漏学(戒、定、慧)之一。“戒”是有所不为,或曰“诸恶莫作”,指行为、习惯与道德等方面;“律”是应有所为,或曰“众善奉行”,如调伏、灭、离行、善治等。成为佛弟子后,要依止佛法修正身、口、意。仅守“五戒”,只是消极的戒恶,此非佛法之究竟义,所以佛门又以“十善”鼓励人们积极为善,即一不杀生、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两舌、七不恶口、八不悭贪、九不嗔恚、十不邪见。

  佛教极为重视生活中的修行,每一分证悟,就能去除一分无明,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便是修行。佛教“三宝”之一的“僧宝”,即为依佛法如实修行者。《大智度论》卷三云:“僧伽秦言众。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僧伽(梵语sagha,汉语发音sēng qié)意译为“和合众”,是众多出家人和合相处在一起,简称为“僧”。因此,一名出家人不能称为“僧”,由四个以上信奉佛法、遵守戒律的出家人所组成的组织才能称为“僧”,亦称“僧伽”。众僧和合共住一处,犹如树木之丛集为林,因缘于此,寺院又被称为“丛林”。同时,也以草木生长之有序,象征着僧伽所具有的规矩法度。《大庄严论经》曰:“如是众僧者,胜智之丛林,一切诸善行,运集在其中。”可见,寺院之所以又被称为“丛林”,是因其汇集了殊胜的智慧与善行。在我国,“丛林”通常指禅宗寺院,亦有“禅林”之说。唐代时,已出现禅宗丛林制度,分工精细、制度完善、礼仪森严,成为佛教教团管理制度中国化臻于成熟的标志之一。日月更迭,禅宗丛林制度已渐渐被中国佛教寺院普遍采用,对中国佛教文化、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十方丛林”便是寺庙管理制度之一,往往邀请名宿住持,也作“十方常住”。

  佛教的出家僧众合为“僧伽”,在共同遵奉的戒律之外,还有适应本国具体情况的僧团制度。出家僧、尼所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定及传统习惯,被称为“僧伽制度”。本文中,依次简述的圆瑛法师、玄奘法师、朱士行、法显法师、鉴真法师、阿底峡尊者,以及历朝历代的法门龙象,均是“僧伽”的杰出代表,为“僧伽佛教”树立了光辉而伟大的典范。

  社会公众对佛教及其教义的认知、对佛教文化巨大价值的认可,往往是从佛教徒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做衡量与评判。作为佛教三宝之“僧宝”的出家僧众,对佛教的传承与弘扬至关重要。中国历代《高僧传》记载了诸多受人尊敬的大德高僧,他们不贪安逸、不务奢华、躬身实务,在淡泊中使僧格不断滋长、升华。同时,四众弟子更谨记佛陀入灭时“以戒为师”的教诲,严守戒律(毗尼,汉语发音pí ní,梵语vinaya的译音)。《楞严经》卷一云:“严净毗尼,弘范三界。”意即应严以持戒,不间断地精进道心,才能更好地成为三界之表率。《四分律》中道:“稽首礼诸佛,及法比丘僧,今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从历史上看,正因佛教戒律之严格,以比丘、比丘尼为首的出家众对戒律之严守,才使佛教在中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更硕果累累,孕育了让众生“福慧双修”的中国佛教文化。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佛弟子均应在世间负有担当与责任。自民国开始,太虚大师(1890—1947)大力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增一阿含经》曰:“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明确了佛教之根基在人间。每个人,来到世间为人,时刻受赐于四种恩情,四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报恩品》曰:“世出世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所谓四重恩,即父母恩、众生恩、国土(国王)恩和三宝恩。回报四重恩,便是报父母恩、报众生恩、报国土(国家)恩与报三宝恩。

  宋代名僧契嵩禅师(1007—1072)曾写《孝论》十二章,佛教的“孝亲观”以此形成体系。契嵩禅师将父母作为“天下三大本”之一,主张“律制佛子,必减其衣钵之资,以养父母”,此为“报父母恩”。无始以来,众生在苦海中轮回流转,不知多少众生曾是我们的父母,佛教徒理应勤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利乐有情,护持众生解脱轮回、离苦得乐。通过“护国三经”便知佛法与护国密不可分,佛弟子回报国家养育之恩,责无旁贷。民国时期,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僧人们走出寺院、走出山林,为国家命运呼号、抗争。不仅有“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佛门巨匠圆瑛、巨赞等人,还有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僧伽在国难时刻挺身而出。进入和平年代,每遇地震、雪灾等自然灾害,都有佛教徒出力、出钱,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回报三宝,即回报佛、法、僧,因有“三宝”加持,才使佛法永住世间,众生才有机会得闻佛法。

  回报“四重恩”,对每一位佛教徒都极为重要。因此,“四重恩”被写入广为世人所知的回向偈中,“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二)“居士”与七圣财

  在佛教信众中,人数众多、分布极广且身份多样的是在家众,即优婆塞、优婆夷,合为“在家二众”。在我国,通常将在家信众称为“居士”,即所谓居家修道之士。释迦牟尼佛住世时,居士佛教已见开端。《长阿含经》卷二载:“尔时,世尊渐为说法,示教利喜,诸清信士,闻佛说法,即白佛言:‘我欲归依佛、法、圣众,唯愿世尊哀愍,听许为优婆塞,自今已后,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奉戒不忘。明欲设供,唯愿世尊,与诸大众,垂愍屈顾。’尔时,世尊默然许可。”又《杂阿含经》卷三十三曰:“时,有释种,名摩诃男,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优婆塞?’佛告摩诃男:‘在家清白,修习净住,男相成就’,作是说言:‘我今尽寿,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为优婆塞,证知我!’是名优婆塞。”说解了优婆塞的定义以及成为优婆塞的方式:在家众依止“三皈依”,受持“五戒”,以学佛所学自居的清信士,皆名“优婆塞”。

  早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典籍中,便已出现“居士”一词,只是其含义并不与今日相同。在《礼记·玉藻》中有“居士锦带,弟子缟带”,以居士对弟子、以精致的锦带对朴素的缟带,可见“居士”有师者之意。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127-200)对此句作注:“居士,道艺处士也。”道艺,可指学问、技能(出自《周礼·地官》),也可指黄老修炼之术(出自《后汉书·方术传序》),此处应取前者之义;处士,是指德才兼备而隐居不仕的人,后也泛指不做官的读书人。因此,《礼记》中的“居士”便是有德行、有才学,但不愿出仕为官之人,按礼制可身着锦带。另有“东海上有居士。”也见于法家代表作《韩非子》中。

  佛教传入中土后,东汉灵帝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在《佛说般舟三昧经》中,称在世间学佛者为“居士”。三国东吴译经家支谦(生卒年不详,约3世纪)以“吴月支国居士支谦译”作为《佛开解梵志阿颰经》的署名。此后,佛典翻译者在译经时广泛采用“居士”一词,且会从某一个方面或角度为“居士”定义。

  以佛教“三藏”之“律藏”为例:《十诵律》卷六:“居士者……在家白衣,是名居士。”《摩诃僧祇律》卷九:“居士者,家主也。”《四分律》卷二十二:“居士者,不出家人。”同时,在《大般涅槃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诸多佛教经典中,“居士”又与“长者”同义,连为“长者居士”,为护法“八部众”,或是诸佛、菩萨的法眷(指共同修行之道友)之一。

  自隋代开始,佛门诸祖对“居士”作了进一步解释,如智者大师(538—597)在《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卷二中说:“居士者,外国积财至亿,名为居士。今此富有七净财,故名居士。信、施、戒、闻、慧、惭、愧,名七庶(净)财也。”师从玄奘三藏,将全部心血和智慧奉献给译经事业的窥基法师(632—682)在《妙法莲华经玄赞》卷十中说:“心平、性直、语实、行敦、齿迈、财盈,名为长者。守道、自恬、寡欲、蕴德,名为居士。”慧远大师(523—592)在其所创作的《维摩义记》卷一中,对“居士”之定义最为言简意赅,包含了上述佛教经典中对“居士”的主要义项:“居士有二:一、广积资产,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此二义,广为后世所用,且追溯其所出自的经典教义,又当可作为居士行止、典范的重要参考。

  就“居财之士”而言,我们须了解大乘佛教所提出的“七圣财”,这是七种出世间之“法财”,也被称为“七法财”、“七德财”、“七净财”。佛教的“七圣财”,极大突破了世间的金钱及财富观。“七圣财”分别是信财、惭财、愧财、施财、戒财、闻财及慧财,是“成佛的资粮”。《文殊师利所问经》说:“七圣财声者,一信、二惭、三愧、四施、五戒、六闻、七慧,此谓七圣财声。”《大般涅槃经》亦云:“有七圣财,所谓信、戒、惭、愧、多闻、智慧、舍离,故名圣人。”七种“圣财”体现了佛教财富观最为殊胜之处,是一种超凡入圣的“佛教财富文化”。

  七圣财之一,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文殊师利菩萨征问贤首菩萨所说:“信为道元功德母。”又《大智度论》卷一,龙树菩萨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居士在家奉佛修行、寻求究竟解脱之道,须以能“信”为首要条件。

  七圣财之二、三为“惭、愧”,皆因居士大多生活在世间,凡尘纷扰,如《宝云经》卷一,佛对除盖障菩萨说:“有所起恶、不善之业,能障道法、能作衰损。”既有外缘的颠倒与遮障,更有个人宿业、习气的染污,务须以清净心体悟“般若”,并时时警醒,如《北本大般涅槃经》卷十九,大医耆婆回答阿阇世王:“有二白法,能救众生:一、惭;二、愧。惭者,自不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露向人。惭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惭愧。”

  七圣财之四,即菩萨行之“六度”第一度——“布施”,且因信而施。在《解深密经》卷四,佛告观自在菩萨:“施三种者:一者,法施;二者,财施;三者,无畏施。”《大智度论》卷十四,龙树菩萨释云:“持戒自捡(检),不侵一切众生财物,是名财施。众生见者,慕其所行,又为说法,令其开悟……名为法施。一切众生,皆畏于死,持戒不害,是则无畏施。”佛教认为,三者之中的“法施”功德最大,其次是“无畏施”,均比“财施”的利益更大。

  七圣财之五,即菩萨行之“六度”第二度——“持戒”,这是成为佛子的先决条件。《佛本行集经》卷三十二,世尊对梨富娑、跋梨迦诸人说:“于人世间……得三归、五戒,优婆塞名”,受三归、五戒,才可称其为“优婆塞”。其后,“优婆塞”必须坚持修行,以善法防自身之非,以大悲、大智止众生之恶。《大般涅槃经后分》卷上,佛回答阿难“佛去世后,以何为师者”之问时说:“阿难!尸波罗蜜戒,是汝大师。”当佛陀入灭后,当“以戒为师”!

  七圣财之六、七为“闻、慧”,即能听闻正法且有通达事理、决断疑念的能力。这是在能信、布施、持戒的基础之上,修菩萨行“六度”之第四度、第六度——精进、智慧。《妙法莲华经玄义》卷三,智者大师说:“行名进趣,非智不前。智解导行,非境不正。智目行足,到清凉池。而解是行本,行能成智,故行满而智圆。”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唯智能渡。

  富有“七圣财”,是身为“居士”的第一要义;“在家修道,居家道士”的第二要义,可依窥基法师在《妙法莲华经玄赞》卷十所说:“心平、性直、语实、行敦、齿迈、财盈,名为长者。守道、自恬、寡欲、蕴德,名为居士。”这”十德“与“七圣财”实为不二之统一体,居士“身虽在家”,但“心游觉海”,共为三宝四众。

  在佛教传入中土后的千余年中,因中国文人在世间实践的道路,使“居士”得以跻升为佛教四众之二众。以中国佛教来说,佛教徒应包含具有完整法度与严格戒律的“僧伽佛教”、持三归、五戒的“居士佛教”以及广大的信教群众。

  唐代诗人、画家王维(701—761)少年丧父,佛陀的教诲对他而言,是生命的依归。王维“以禅趣入诗”,在他生前,即被赞誉“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死后更被尊为“诗佛”。他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出自《终南别业》,描写了退隐后自得其乐的闲适情趣。王维尤爱《维摩诘所说经》,更因此自号“摩诘居士”,经中的“无生”禅理对他影响很深,“观世间苦,而不悲生死。”《维摩诘所说经》是佛教大乘经典之一,一称《不可思议解脱经》,又称《维摩诘经》或《净名经》,翻译者为后秦鸠摩罗什。经中叙述了毗耶离(吠舍离)城的居士维摩诘,十分富有,深通大乘佛法。通过他与文殊师利等人共论佛法,阐扬了大乘“般若性空”的思想。《维摩诘经》之“供养品”提出“四依”:“依于义不依语,依于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于法不依人”,影响深远。维摩诘被看作是在家修行佛教理想的体现者,《维摩诘经》被后世作为“居士佛教”的重要经典。

  唐代庞蕴(?-808年)是中唐时期著名的禅宗居士,是石头希迁与马祖道一的弟子,被誉称为达摩东来开立禅宗之后“白衣居士第一人”,与梁代之傅大士并称为‘东土维摩’。庞蕴为襄阳富翁,同时也是一位宗教诗人,常以偈阐明禅旨,有二百余首诗偈存世。如“世人多重金,我爱刹那静。金多乱人心,静见真如性。”这些诗偈有着独特的艺术风貌,是唐朝白话诗的代表作。其诗偈中,还有大量一家四口习禅的描述,成为后世佛门居士向往的典范。

  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苏轼(1037—1101),字子瞻,谪居黄州期间筑室于东坡,自此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眉山与“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峨眉山相邻接壤,约70公里,朝夕可至。苏轼曾作《白水寺》:“但得身闲便是仙,眼前黑白漫纷然。请君试向岩中坐,一日真如五百年。”白水寺,即峨眉山万年寺古称,清代蒋超(1624—1673)在《峨眉山志》曰:“至东坡家眉州,去峨眉最近,其至峨与否,惧不可知。惟白水寺有题绝句,或少年曾一著游屐耳。”东坡居士是否到过峨眉山,尚无明确史料可证。但是,东坡居士在佛教界有不少知心好友,尤以禅僧居多,著名的有云门宗大觉怀琏及其弟子、佛日契嵩禅师、佛印了元禅师等;临济宗东林常总禅师等;曹洞宗重辩禅师、明禅师等高僧大德,彼此间常通书信、诗文。后来,在他一再被贬谪、生活困苦之时,这些佛门友人给予他极大安慰和帮助,有的甚至远道前去探望他。 

  苏轼受儒家教育,以履行仁义之道,忠君孝亲,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为毕生志愿,步入仕途后,连遇挫折,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闲居思过之时,苏轼以佛教“中道”反思自身,始信佛教。在其此后生涯之中,不管是官居高位的短暂顺境,还是被贬谪至更偏远的岭南、海南时的极端困境,都能从他的诗、词中,感受到他对佛教禅宗的虔诚之情与深刻理解。东坡居士在《题小诗》其八诗云:“我诗虽云拙,心平声韵和。年来烦恼尽,古井无由波。”他辛未离杭至润,别张弼秉道,作《临江仙》,词云:“尘心消尽道心平。”两个“心平”,恰应了窥基法师在《妙法莲华经玄赞》所解说的居士“十德“之首。

  释伽牟尼因双修福德、般若,修行圆满,终成佛果,又被称为“二足尊”。菩萨以“般若”先导其他五度,自利利他,得福德庄严、智慧庄严。四众弟子,于出世间、世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福慧双修。中国佛教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指导思想,将护国、弘法、利乐众生的精神贯穿于佛法教义之中,且一以贯之。这也是佛教从教义之“文”,通过六度万行,向净土、心灵家园的转“化”。

  东坡居士曾以《释迦文佛颂》礼赞世尊:

  我愿世尊,足指按地。

  三千大千,净琉璃色。

  其中众生,靡不解脱。

  如日出时,眠者皆作。

  如雷震时,蛰者皆动。

  同证无上,永不退转。

  祈愿众生,福德庄严,般若庄严,永不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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