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佛教网消息：2025年12月13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清华大学佛学文化研究中心、峨眉山佛教协会主办，中华文化促进会佛教文化艺术委员会、峨眉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学交流中心承办的2025首届峨眉山普贤菩萨造像与绘画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峨眉山大佛禅院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历代普贤菩萨造像与绘画研究”，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究普贤菩萨造像与绘画艺术，梳理其从古印度梵式到逐渐民族化、中国化的演变过程，探索峨眉山佛教文化艺术研究的当代中国化进程，系统推进佛教中国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佛教健康传承。

　　同时，本次会议也与乐山市委“工业强市、文旅兴市”战略高度契合。文旅兴市，文化是灵魂，峨眉山拥有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研讨会将提升峨眉山当代普贤文化艺术及行愿思想研究的哲学与美学高度，增强峨眉山的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感受其独特魅力，为“文旅兴市”提供强大文化支撑。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甘肃麦积山石窟研究院、四川省佛教协会、云南省佛教协会、峨眉山佛学院等单位的50余位专家学者和法师出席会议。乐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冯彬，峨眉山市委书记李良，峨眉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姚迅逸，乐山市民宗委副主任刘怀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峨眉山佛教协会会长永寿大和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总，中华文化促进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钢，清华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清华大学佛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东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佛教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桑吉扎西主持。

　　永寿法师在欢迎致辞中表示，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庄严道场，历经千百年的岁月洗礼，积淀了丰富而厚重的文化遗产。1996年，它荣耀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名录，这一殊荣在中国众多名山之中独树一帜。今日，大家因普贤菩萨的殊胜因缘而汇聚于峨眉山，共同研讨普贤菩萨造像与绘画艺术的深邃内涵，此举意义非凡，令人赞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其守正创新之精神，坚持“四个自信”之理念，尤其是对“文化自信”的坚定倡导，指引了新时代中国佛教发展方向。这引领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佛教中国化之路，加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动投身于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贡献佛教界的智慧与力量。他进一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实干兴邦”理念，与普贤菩萨的行愿精神不谋而合，这里的“愿”即崇高理想，“行”即精勤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殷切期望大家能将这份行愿精神融入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之中，以“行”了“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佛教界的独特力量。最后，他希望参与此次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能够畅所欲言，各展所长，以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思考为会议增添光彩，共同推动普贤菩萨造像及绘画艺术的研究迈向新的高度。

　　陈钢副主席在致辞中说，峨眉山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是普贤菩萨的应化道场，千百年来承载着无尽的智慧、愿行与慈悲。选择在此圣地举办以“普贤菩萨造像及绘画艺术”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其意义深远。这既是对峨眉山佛教文化底蕴的致敬，更是希望借由这片灵山净土所凝聚的深厚能量，深入探讨、传承和弘扬以普贤菩萨信仰为核心的中国佛教造像与绘画艺术。他指出，本届论坛，荣幸地收到了来自全国乃至海外五十多位专家学者的精心之作。这些论文，围绕普贤菩萨造像及绘画的学术研究，展开了详细而全面的论述。与会学者教授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确实对普贤菩萨造像的缘起依据、相关经典文献、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地域的风格流变、艺术特征、文化交融以及其背后的宗教象征与社会意义等，进行了深入而认真的思考与研究。这些成果，不仅是对既往学术积累的系统梳理，更是在新材料、新视角下的积极探索与开拓，必将为普贤菩萨艺术研究乃至中国佛教艺术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他最后表示，通过各位专家学者的智慧分享与热烈研讨，本次论坛必将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不仅能为学术领域贡献宝贵的知识财富，也能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发挥积极作用。

　　周永东副主任与张总研究员在代表清华大学佛学文化研究中心及专家学者发言时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令人振奋，长久以来，学界对于普贤菩萨造像与绘画艺术领域的研究尚显薄弱，存在诸多待填补的空白，而本届会议作为该领域的一次专业盛会，无疑树立了一个高水准、高质量的崭新起点，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指出，从会议所收录并发表的50余篇论文来看，研究内容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成果斐然，既展现了研究的深度，又彰显了视野的广度。这些论文对普贤菩萨艺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这一领域的学术探索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开幕式后，与会代表以主旨发言、专题研讨形式，围绕“印度早期普贤菩萨造像的缘起与健陀罗艺术的关系”“丝绸之路沿线普贤菩萨造像风格的中国化演变过程”“古代石窟寺与汉传寺院中的普贤菩萨造像与壁画研究”“峨眉山普贤菩萨造像与绘画艺术研究”等议题作了论文发表。

　　学者们围绕普贤造像做了各种深入的讨论，按类型可以分为：普贤造像艺术的特点，木雕、石雕和泥塑普贤菩萨造像、普贤菩萨的书画，普贤菩萨的历史与普贤菩萨的理论等几方面。普贤菩萨的造像是学者们讨论最多的内容之一。佛教称像教，以造像来表现佛教的崇拜是不可缺少的。学者融合与重构汉化普贤菩萨图像的几种维度及不同时代的普贤像特点。对菩萨的造像是印度与中国佛教里面都有之，而在菩萨造像中，观音像无疑是第一的，文殊是第二，普贤则是第三，这种排列的次序，符合菩萨在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正如学者指出唐代以后，在中国佛教中出现了普贤、观音与文殊三大士同时列在寺院中的“华严三圣”的情况。明朝，普贤、观音与文殊三大士的“华严三圣”已经进入到佛教中国化的画面之中，“明代文人画中普贤菩萨的形象塑造，经历了从“神圣偶像”到“文人精神投射”的演化过程。明初的普贤形象严格遵循佛教经典的“相好”规范，强调面容饱满、神态庄严、服饰华丽，体现出宗教偶像的神圣性与权威性，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感甚远。到了明中期，仇英笔下的普贤菩萨虽然仍保持着庄严的法相，但面相更加温和，神态更加安详，服饰简约素雅，体现出文人画的雅致审美，宗教偶像的距离感逐渐弱化，人文关怀逐渐增强。”在文人画的三圣画里，菩萨们不再是正襟而座，而是在河边山下，随意习地而作，其穿作打扮也与世俗之无异，人们的心中圣人大士也是众生中的普通一员，这或受到佛教平等观和涅槃佛性思想的影响，在文人的眼里，大士与佛无异，也与百姓一般，不必去刻意画严肃的宗教者形象，而在自由自在的生活中去获得解脱，这也是禅宗思想。有学者认为“六牙白象、手持如意/莲花”为核心标识的普贤菩萨造像依据，但是也有学者根据实物指出在具体造像中，并不是完全按照已有标准来设立的，造像是一次深度创作，它来自于造像者对菩萨信仰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上受画面与材料的影响，一些雕刻中只能用当地的材质来表现普贤信仰，因此“白象”只是一种表法，“象”则是普贤造像中的主要素材，其外在的颜色、着装、手印、饰物等等，也会有不同的表露。有学者猜测印度犍陀罗时期就已有普贤造像。但是更多的事实表明，中国普贤形象，在“北朝以单体主尊的形式，或天人伴随，或弟子菩萨胁侍，或神力化现佛等同出，并出现普贤与文殊相对的造像。隋代有普贤菩萨主尊及弟子菩萨胁侍题材的延续。唐代以后普贤菩萨作为主尊似乎消失，主要与文殊作为佛胁侍菩萨，并有象奴、善财童子，或菩萨、弟子等伴随；或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出现”，普贤菩萨造像及其随从，随着不同的朝代而有不同的表现，与《华严经》的推广及佛教中国化进程是分不开的，普贤信仰在唐代已经牢牢地扎根在西南这座大山之中，而在平原与大海地区，观音信仰正在崛起，占据了大部分地盘。学者们论述的普贤造像涉及了历朝历代与全国各地，犹如一场全国普贤造像的大检阅。古老的新疆库木吐喇石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龙门石龛、宋金的陕北石窟、安岳大足石刻、山西平遥镇国寺、寿阳阳摩山石窟、杭州上天竺寺等寺窟皆有论及，坐落在高原与平原，大江小河的普贤造像，呈现了丝绸之路沿线普贤菩萨造像风格的中国化演变过程。虽然这还不是体现中国普贤造像的全貌，但是重点造像没有遗漏，造像的风格与特点也给勾勒出来，这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收获。

　　会上学者就云南、内蒙古、湖北、藏地等地的普贤造像做了深度解说。普贤在民族地区的影响无疑超过了汉地，这与一些民族的行动力有关。众所周知，普贤菩萨是“行愿”的代表，愿力是通过“行”来表现的。民族地区在信仰方面肯定比汉族做得更好，代表佛教“行愿”的普贤菩萨信仰在民族地区流行，带火了峨眉山佛教，诚如学者所说，普贤信仰在云南传播，从“王室崇奉”到“全民信仰”的传播进程，造像风格的多元碰撞，元代云南受藏传佛教影响，部分普贤造像出现“藏式特征”，明代则回归汉传主流，体现“中原风格本土化”的调适，清代云南各地兴建“普贤寺”，信仰从“宗教仪式”转变为“民俗活动”，深入百姓日常生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融入本土文化元素，形成“共性与个性兼具”的特征。本次研讨所在地峨眉山普贤道场的普贤信仰与造像也是学者们关注点之一。在峨眉山永寿法师提出的“三心”（金顶的朝圣地、万年寺是修行地、大佛禅院是文化地）理念指导下，峨眉山大佛禅院适时与时俱进地在普贤殿建筑与造像方面做出新的诠释，旧万年寺普贤殿与造像与新大佛禅院的普贤殿和造像，既有历史的沉淀，又有新时期的创意，填补了峨眉山普贤文化艺术史的不足。 

　　闭幕式上，黄夏年教授作学术总结，认为此次研讨会意义非凡，是全国名山名寺第一次举办以佛教艺术为专题的研讨会，不仅对推动中国佛教界的佛教艺术研究将会产生深远影响，对乐山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苏金成教授在发言中，从另一个角度总结了此次研讨会的特色和成果。他认为，本次会议汇聚50余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普贤造像与绘画艺术为核心，涵盖文献考证、考古发掘、图像分析、工艺研究、文化阐释、跨文化传播等多重维度，从佛教美术专业视角围绕“图像源流、风格演变、文化融合、当代创新”四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呈现出视野开阔、方法多元、论证扎实的学术特点，全面勾勒出普贤艺术的学术研究谱系，构建了一场跨时空、跨地域、跨学科的学术盛宴，彰显了佛教艺术研究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他认为本次研讨会的学术成果呈现出三大鲜明特点：第一，研究视野宏阔，覆盖维度全面。会议研讨贯穿公元2-4世纪犍陀罗雕刻至当代佛教艺术的千年脉络，完整梳理了普贤艺术从初兴、鼎盛到世俗化、创新化的演变轨迹。地域上涵盖峨眉山、敦煌莫高窟、山西五台山、云南剑川石钟山、内蒙古五当召等核心遗存，呈现了汉传、藏传、南传佛教交融下的地域特色——云南造像融入少数民族纹饰，内蒙古造像适配游牧文化，山西造像积淀多朝代风格，形成“多元一体”的研究格局。题材上兼顾雕塑造像（如：石窟、寺院、木雕）与绘画艺术（如：壁画、文人画、唐卡），既有经典范式的梳理，也有小众题材的挖掘，实现了广度与深度的统一。第二，研究方法创新，学术深度凸显。与会论文突破单一艺术史视角，实现文献与实物互证、跨学科交叉融合。一方面，以《法华经》《华严经》等经典为依据，结合石窟遗存、博物馆藏品，厘清了普贤“六牙白象”“三十二相”等核心符号的教义渊源与艺术转化；另一方面，融入宗教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方法，如金代普贤信仰与共同体意识建构、延命普贤像的跨文化流动研究，拓展了研究边界。同时，论文聚焦细节创新，从普贤坐骑衍变、文人画“洗象图”寓意到莆田木雕精微透雕技法，展现了研究的精细化与创新性，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第三，传承实践并重，现实意义深远。会议既重视历史梳理，更关注当代传承——高校学者的理论研究与非遗传承人的实践经验形成互补，如莆田木雕的现代审美融合、杭州上天竺寺造像的“出神”实践，为传统艺术活化提供了新思路。更为重要的是，会议彰显了佛教艺术的文化价值：普贤造像中“大行”精神与“圆融”理念，通过艺术载体转化为文化认同的纽带，金代多民族共造普贤像、峨眉山道场的文化凝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滋养；而传统技法的坚守与现代审美的创新，更为佛教艺术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指明了路径。他最后指出，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系统性汇集了普贤造像与绘画的跨地域、跨时代研究，填补了佛教中国化区域实践研究的空白，更搭建了高校、科研机构、宗教界、非遗传承人的对话平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期待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持续深化佛教艺术研究，传承其精神内核与艺术精髓，让千年佛教艺术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桑吉副主任在发言中，深情回顾了本次会议从筹备到成功举办的点点滴滴，向不辞辛苦、潜心撰写论文的各位专家学者表达感谢，也对中华文化促进会、清华大学、峨眉山佛教协会给予活动的全力支持致以由衷的谢意。

　　永寿大和尚在总结发言中说，此次研讨会意义非凡，它是全国名山名寺第一次举办以佛教艺术为专题的研讨会，宛如一座桥梁，连接起了历史与当下、学术与实践、传统与创新。他指出，在为期一天的时间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众多单位的50余位专家学者和法师齐聚一堂，围绕“历代普贤菩萨造像与绘画研究”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从印度早期普贤菩萨造像的缘起，到丝绸之路沿线造像风格的中国化演变；从古代石窟寺与汉传寺院中的造像壁画研究，到峨眉山普贤菩萨造像与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每一个议题都凝聚着大家的心血与智慧，每一次发言都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他认为，通过这次研讨会，我们更加清晰地梳理了普贤菩萨造像与绘画艺术从古印度梵式到逐渐民族化、中国化的演变脉络，深入探索了峨眉山佛教文化艺术研究的当代中国化进程。这不仅为推动中国佛教界的佛教艺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时，本次研讨会与乐山市委“工业强市、文旅兴市”战略高度契合。峨眉山拥有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此次研讨提升了峨眉山当代普贤文化艺术及行愿思想研究的哲学与美学高度，增强了峨眉山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游客因这份独特的文化魅力而走进峨眉山，感受普贤菩萨行愿精神的清净庄严之美，为“文旅兴市”提供强大文化支撑。他最后希望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学界与教界能够继续携手共进，加强交流与合作，以更加科学的方法、更加创新的思维，深入研究佛教艺术，让古老的佛教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至此，2025首届峨眉山普贤菩萨造像与绘画艺术学术研讨会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