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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禅宗史——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

 

  『坛经』为慧能大师所说,弟子法海所集记,这是『坛经』自身所表明的。过去,以明藏本『坛经』为唯一的『坛经』。到了近代,炖煌写本(斯坦因五四七五号,编入『大正藏』卷四八)发见了,日本的兴圣寺本,大乘寺本等出版了,『坛经』的研究,进入了一新的阶段。一般以炖煌本为现存各本中最古的本子。『坛经』(以炖煌本来说)是否慧能所说呢?

  胡适(民国十九年,一九三0)出版『神会和尚遗集』,以炖煌本为最古本,主要为神会(少部分为门下)所作。宇井伯寿(一九三五)『第二禅宗史研究』,立场比较传统,除去『坛经』中的一部分,其余为慧能所说。关口真大(一九六四)『禅宗思想史』,对宇井伯寿那种办法,不表同意,另从传说中的『金刚经口诀』,去研究慧能的思想,而以『坛经』为代表神会的思想。柳田圣山(一九六七)『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以为「无相戒」,「般若三昧」、「七佛二十九祖说」,是牛头六祖慧忠所说,鹤林法海所记的。神会晚年,把他引入自宗,由门下完成,约成立于『曹溪别传』及『宝林传』之间(七八一──八0一)。『坛经』到底是否慧能所说,法海所集所记?还是神会(及门下)所造,或部分是牛头六祖所说呢?我不想逐一批评,而愿直率的表示自已研究的结论。

  东山门下的开法传禅
   

  禅宗到了唐初,忽然隆盛起来;禅法的普遍传授,确是使达摩禅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因素。禅法传授的重大演变,如杜□『传法宝纪」说:
  「慧可,僧璨,(脱一字)理得真。行无辙迹,动无彰记。法匠默运,学徒潜修。至夫道信,虽择地开居,营宇立(原误作「玄」)象。存没有迹,旌榜有闻。而犹平生授受者,堪闻大法,抑而不传。……及忍、如、大通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密来自呈,当理与法」。

  据『传法宝纪』所说,弘忍以下,禅法开始为公开的,普遍的传授(这含有开宗立派的意思)。这种公开的传授,当时称之为「开法」,「开禅」,或称为「开缘」。在早期的禅学文献中,留下了明确的记录。属于北宗的,如『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金石续编卷六)说:
  「忍传如。……垂拱二年,四海标领僧众,集少林精舍,请开禅法。……谦退三让,久乃许焉」。

  垂拱二年(六八六),离弘忍的去世(六七四,或说六七五)约十年。法如为弘忍弟子,是临终时侍奉在身边的一位。法如在嵩山少林寺开法,『传法宝纪』也说:「垂拱中,都城名德惠端禅师等人,咸就少林,累请开法,辞不获免。……学侣日广,千里向会」。但法如开法不久,永昌元年(六八九)就去世了。

  法如去世后,在荆州玉泉度门兰若的神秀,就起来开法接众,如『传法宝纪』说:
  (神秀)「然十余年间,尚未传法。自(法)如禅师灭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遂开善诱,随机弘济。天下志学,莫不望会」。

  神秀开法传禅的盛况,也如『大通禅师碑』(全唐文卷二三一)说:
  「云从龙,风从虎;大道出,贤人睹。岐阳之地,就者成都;华阴之山,学来如市:未云多也!……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过也!尔其开法大略,则专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持奉楞伽,递为心要」。

  神秀在玉泉开法的盛况,极为明确。『宋僧传』(卷九)「义福传」说:「神秀禅门之杰,虽有禅行,得帝王重之无以加者,而未尝聚徒开法也」(大正五0·七六0中)。『宋僧传』说神秀没有聚徒开法,是与事实不符的,这大概是曹溪门下的传说!

  与神秀同时,而多少迟一些的,有安州玄赜。玄赜也是弘忍门下,是弘忍临终时侍奉在侧,为弘忍建塔的弟子。玄赜的开法,如『楞伽师资记序』(大正八五·一二八三上)说:
  「(安州寿山大和尚讳赜)大唐中宗孝和皇帝景龙二年,敕召入西京。便于东都广开禅法,净觉当即归依,一心承事。两京来往参觐,向(经十)有余年」。

  玄赜在景龙二年(七0八),受则天的礼请,净觉就在那时归依。从参觐十有余年来说,大概七二0年前后,玄赜还在两京开法。净觉是『楞伽师资记』的作者,为玄赜的入室弟子。净觉继承了玄赜,也在两京开法,如净觉在开元十五年(七二七),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李知非所作『经序』中说:
  「净觉禅师,比在两京,广开禅法。王公道俗,归依者无数」。

  神秀门下,『楞伽师资记』列举了普寂、敬贤、义福、惠福──四位禅师。其中,普寂(开元二七年卒──七三九)为神秀门下最杰出的禅师,『南宗定是非论』说:「普寂禅师开法来数十余年」(神会集二九0)。『宋僧传』(卷九) 「义福传」也说:「普寂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载,人皆仰之」(大正五0·七六0中)。从法如到普寂(六八六──七三九),北宗禅在两京开法的盛况,可说到了极点!

  弘忍门下,还有智诜,也曾受到则天帝的礼敬,住资州德纯寺,长安二年(七0二)去世。智诜的再传弟子无相,人称「金和上」(宝应元年──七六二去世),住成都净众寺。如『历代法宝记』(大正五一·一八四下──一八五上)说:
  「无相禅师,俗姓金。……后章仇大夫,请开禅法,居净泉(众)寺,化道(导)众生」。
  「金和上每年十二月、正月,与四众百千万人受缘,严设道场,处高座说法」。

  这是东山下净众寺一流。『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也说到;「无住……游蜀中,遇金和上开禅,亦预其会」。并说这种开禅的法会,名为「开缘」(续一四·二七八)。

  被称为「南宗」的慧能门下,在京洛大开禅法的,是神会,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二八三)说:
  「能禅师是的的相传付嘱人。已下门徒道俗近有数(应脱落「十」或「百」字)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纵有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

  「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就是神会自己。在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左右,神会还没有开法。神会是天宝四年(七四五),因兵部侍郎宋鼎的礼请而到东京(洛阳)的。天宝八年(七四九),神会在洛州荷泽寺定宗旨,但法难就来了,如『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续一四·二七七)说:
  「因洛阳诘北宗传衣之由,及滑台演两宗真伪,与崇远等持(原误作「诗」)论一会。………便有难起,开法不得」。

  神会在被贬逐(七五三)以前,还不曾开法。直到安禄山作乱,郭子仪收复两京(七五七),神会才以六祖付嘱人的资格,大开禅门,如『历代法宝记』(大正五一·一八五中)所说:
  「东京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檀场,为人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


   坛经的原始部分

  弘忍以来,有公开的开法传禅。传授的方便,彼此都有所不同,但有一共同的形式,那就是戒禅合一。第二章指出,道信法门的特色之一,是菩萨戒与禅法的结合。第四章中,曾列举南宗、北宗、净众宗、宣什宗──东山门下的开法情形;南宗与北宗,明显的达到了戒(佛性本源清净)与禅的合一。这是历史的事实,一代的禅风。了解一般开法的特性,就知道『坛经』也有这一部分──大梵寺说法。这一部分,现有的『坛经』不同本子,在次第上,文句上,虽有些出入,然分析其组成部分,是大体相同的。炖煌本的次第是:
  「善知识!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善知识!总须自体与受无相戒。一时逐慧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
  「今既归依自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
  「既发四弘誓愿讫,与善知识无相忏悔三世罪障」。
  「今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受无相三归依戒」。
  「今既自归依三宝,总各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大梵寺说法部分,不是一般的说法,是公开的开法传禅,是与归戒、忏悔、发愿等相结合的。明藏本说:「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大正四八·三四七下)。「开缘」,正是开法传禅的别名。

  宣什与净众宗的开法,没有详细的记录流传下来(『历代法宝记』有金和上开示三句的大意)。神秀有『大乘无生方便门』;神会有『坛语』;慧能有『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开法,是不止一次的。无论是神秀,慧能,神会,或其他禅师,每次开法,特别是开示法门部分,不可能每次都是一样的。如每次同样,那就成为宣读仪轨,失去了开法的意义。『大乘无生方便门』(现有炖煌出土的,四种大同而又多少增减的本子,就是不同一次的开法,不同记录的例子),『坛语』,都不是神秀与神会的著作,而是一次一次的开法,由弟子忆持其共通部分而记录下来的。慧能的开缘说法,想来也不止一次。现存的是以大梵寺开法为主(这应该是当时最盛大的一次),由门人忆持记录而成。

  『坛经』现存各本的内容,含有其他部分,而不限于大梵寺说法的。然『坛经』的主体部分,即『坛经』之所以被称为『坛经』的,正是大梵寺说法部分,如炖煌本『坛经』(大正四八·三三七上)说:
  「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说此坛经」。

  宋代禅者的意见,也正是这样。如宋道原于景德元年──一00四年上进的『传灯录』卷五(大正五一·二三五下)说:
  「韶州刺史韦据,请于大梵寺转妙*轮,并受无相心地戒。门人纪录,目为坛经,盛行于世」。

  『传法正宗记』,是契嵩的名著,嘉佑六年(一0六一)上呈。卷六(大正五一·七四七中──下)也说:
  「韶之刺史韦据,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说法。……其徒即集其说,目曰坛经」。

  契嵩曾写了一篇『坛经赞』,是至和元年(至和三年的前二年──一0五四)所作,编入『镡津文集』卷三。所赞的『坛经』内容,是:「定慧为本」,「一行三昧」,「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无相戒」,「四弘愿」,「无相忏」,「三归戒」,「说摩诃般若」,「我法为上上根人说」,「从来默传分付」,「不解此法而辄谤毁」 (大正五二·六六三上──下)。契嵩所赞的『坛经』内容,就是大梵寺说法部分,次第完全与炖煌本相同。这是炖煌本『坛经』,为现存各本『坛经』中最古本的明证。古人心目中的『坛经』,是以大梵寺说法部分为主体的。所以现存的『坛经』,应分别为二部分:一、(原始的)『坛经』──「坛经主体」,是大梵寺开法的记录。二、『坛经附录』,是六祖平时与弟子的问答,临终付嘱,以及临终及身后的情形。二者的性质不同,集录也有先后的差别。在『坛经』的研究上,这是应该分别处理的。

  『坛经』,尊称为「经」,当然是出于后学者的推崇。为什么称为「坛」──大梵寺说法部分,被称为「坛经」呢?这是由于开法传禅的「坛场」而来。如『传法宝纪』说:「自(法)如禅师灭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历代法宝记』说:「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檀场,为人说法」(大正五一·一八五中)。『坛语』也说:「已来登此坛场,学修般若波罗蜜」(神会集二三二)。当时的开法,不是一般的说法,是与忏悔、发愿、归依、受戒等相结合的传授。这是称为「法坛」与「坛场」(坛,古代或通写为檀)的理由,也就是被称为『坛经』,『坛语』的原因。 坛,有「戒坛」、「密坛」、「忏坛」、「(施)法坛」。戒坛是出家人受具足戒的坛场;慧能、神会的时代,「戒坛」早已成立。开元中,又有「密坛」的建立,这是传授密法,修持密法的道场。礼忏有「忏坛」,如隋智□所说,灌顶所记的『方等三昧行法』(大正四六·九四五上)说:
  「道场应作圆坛,纵广一丈六尺。……作五色圆盖,悬于坛上」。

  道场,是行道──忏悔、坐禅等处所。「坛」是道场的主要部分,是陈设佛像、经书,庄严供养的。依天台家所传,忏悔也与归依、受戒、坐禅等相结合。神会的『坛语』,说到「道场」,又说到「坛场」,这是忏悔、礼拜、发愿、受戒、传授禅法的地方。凡忏悔,受戒,传授密法,都有「坛场」。唐代禅者的开法,也在坛内进行授戒、传禅,这就是「法坛」或「施法坛」了。

  上来的引述,主要为了证明:东山门下的禅法,取公开的、普遍的传授方式,与忏悔、归戒等相结合。所以仿照「戒坛」 (或「忏坛」)而称之为「法坛」、「施法坛」。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弟子们记录下来,就称为『坛经』或『施法坛经』。这就是『坛经』的主体,『坛经』的原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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