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祐四年(907)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唐代接着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为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终于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但因皇子们争位的变故发生而未及实行。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这样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开展。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继成立。稍后,武后(684—704)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此时新译《华严》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贤首宗也跟着建立。其后,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嵦 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时(841—846)就终于实现了。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成绩是很可观的。这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前后译师二十六人,即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翻译年代 629—633,以下各人皆附注翻译年代)、玄奘(645—663)、智通(647—653)、伽梵达摩(约 650—655)、阿地瞿多(652—654)、那提(655—663)、地婆诃罗(676—688)、佛陀波利(676)、杜行顗(679)、提云般若(689—691)、弥陀山(690—704)、慧智(693)、宝思惟(693—706 )、菩提流志(693—713)、实叉难陀(698—704)、李无谄(700)、义净(700—711)、智严(707—721)、善无畏(716—735)、金刚智(720—741)、达摩战湿罗(730—743)、阿质达霰(732)、不空(743 —774)、般若(781—811)、勿提提犀鱼(约 785—?)、尸罗达摩(约 785—?)。在这些译师里有好几个中国僧徒、居士。而且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超过前人。象其中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玄奘所译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译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其中有些是属于编撰性质的)。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译师翻出的经典也多有特色,可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了。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唐代译师除上述见于经录的各家而外,还有些从现存零星译本和日本学僧“请来录”记载上见到的译人,如戒贤、菩提仙、达摩栖那、宝云、满月、智慧轮、达摩伽那、法成等)。
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这在隋代,就已编定了《仁寿众经目录》(彦琮等依《法经目录》重编)。唐初,在这一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目录有好几种。先有贞观初年的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玄琬编,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较《仁寿录》增加三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次有显庆三年(658 )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共收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龙朔三年(663)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静泰编,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另外带有经录性质的,有麟德元年编成的《大唐内典录》(十卷,道宣编)、《古今译经图记》(四卷,靖迈撰),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编成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明佺等撰),开元十八年(730)编成的《续大唐内典录》(一卷,智升撰)、《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同上)、《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同上)、《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同上),贞元十年(794)编成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圆照撰),贞元十六年(800)编成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同上)。在这些目录里,《开元录》一种实际发生的影响最大。它的入藏目录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为后来一切写经、刻经的准据。同时有华严寺沙门玄逸对于入藏各经的卷次、其目详加校定,撰成《开元释教广役历章》(三十卷,今残缺不全),这就更增加了《开元录》的准确性。
中国佛教中的宗派,最先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于智顗圆寂后即由其弟子灌顶(561—632)继续弘传。入唐,有法华寺智威(?—681)、天宫寺慧威(634—713)、左溪玄朗(673—751)相次传承。在这几代里,因新兴慈恩、贤首各宗势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荆溪湛然(711—782),一宗始有中兴之象。湛然初为儒生,二十余岁时从学玄朗,修习止观。天宝末(755顷)与大历初(766顷),曾一再辞谢征辟,专事授徒著述,宏扬自宗。但其立说,随着时代思想的开展,也渐改旧观。后传行满,再传广修(?—843),值会昌毁佛,声势骤衰。湛然别传弟子道邃,以天台学传给日本最澄,最澄回国后遂在日本开创了天台宗。邃门人宗颖、宗谞,视《法华经》与《大日经》同等,亦与日本台密以相当的影响。
另外,还有隋代已具雏形的三论宗,其祖师吉藏(549—623)晚年在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于实际、定水诸寺,得以盛弘役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时来长安讲说,能传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乌凯、智凯、智命、硕法师、慧灌等。乌凯(?—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这是一方面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一方面也因为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利益。最先,有慈恩宗,这是由玄奘(600—664 )和其门徒们所建立,而以玄奘曾住过的慈恩寺名宗。他们统一了过去摄论师、地论师、涅槃师等种种分歧的说法,特别是在修持依据和方法的议论上,都用新译的资料作了纠正。他们宗奉印度大乘教中从无着、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亲光的瑜伽一系之说,即以《瑜伽师地论》及其附属论书(所谓十种支论)为典据,主张众生种姓各别,改变了过去说“皆有佛性”的见解。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即从“唯识无境、境无识亦无”的次第来作契会实相的观行。玄奘自己的主张只配合着他的翻译随时对他门徒们讲说,并没有专篇著作。他门下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632—682),对于新译的经论作了将近百部的注,特别在《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大大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接着有慧沼(650—714)、智周(668—723),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极盛。但因理论过于繁细,难能通俗,终究归于衰落。玄奘门下还有一些新罗的学人,象圆测(613—696)、道证、太贤、慧景、道伦等,也都有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传承之内。又在玄奘译传瑜伽系学说的同时,也对说一切有部的毗昙作了有系统的翻译介绍。特别是《俱舍》一论,以前曾经真谛翻译讲习而有了专门学系,所谓俱舍师,这时又有玄奘重翻本论,并介绍了《顺正理论》之说,而丰富了《俱舍》研究的内容。在玄奘门下普光、法宝等都专事讲求,相承不绝,这就使俱舍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末。
其次,律宗。从南北朝以来,由于国家对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渐严密,教内也需要统一实行戒律的作法来加强自己的组织。这就有了一群讲求律学的律师。其中道宣(596 —667)继承北朝慧光(468—537)到智首(567—635)的系统,专事《四分律》的宏扬。他做了《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等大部著作,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译传的新义,较旧说为长。因为道宣后来居住在终南山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同时还有法砺(569—635)的相部宗、怀素(625—689)的东塔宗,对于《四分律》的运用和解释,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他们的声势虽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行经过了较长时期,彼此存着分歧,不得统一。大历十三年(778),由国家发动来调和异议,也未见效,不过最后还是南山畅行,余宗逐渐衰落了。另外,义净(635—713)一家也锐意讲求律学。他曾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历三十余国,留心关于实行戒律的各种作法,写成记录,从南海地方寄回国内,即矨 E《南海寄归传》。他回国之后,又大量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广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不动地将印度有部制度褹 E 植过来。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基础薄弱,显然和习惯相违,只徒有理想,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而已。
道贤首宗。此宗是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要用它来统摄一切教义的。最初由法顺(即杜顺,557 —640)创立了法界观门,从《华严》所说各种法相归纳条理,作为逐步观察宇宙万法达到圆融无碍境地的法门。接着有智俨(602—668)著述《搜玄记》、《孔目章》等,对《华严经》文作了纲要性的解释。到了法藏(643—712),因为参加了《华严》的新译,理解经文更为透彻,他还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这样完成了教判,并充实了观法,而建成了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宗名。他的理论曾一度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传播,但不久澄观(738—838)即纠正了慧苑之说而加以发扬。其后宗密(780—841)融会禅教两方面,贯彻了华严圆融的精神。向后此宗即沿着这样的趋向而开展。另外,法藏门下有新罗学人义湘(625
—702),他归国后即在海东开创了华严经宗。
密宗。纯粹用陀罗尼(咒语)来作佛教的修习方便,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比较新鲜的事,但因中印间交通发达,很快地就传播过来了。相继来唐的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本来修学地点不同,分别传承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及到达中国之后,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组织。接着经过一行(683—727)、不空(705—774)的阐述,更充实了内容,乃于一般的佛教而外,创立密教(从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带着神秘色彩,为统治阶级所特别爱好。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这样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其影响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学僧来华传习,归国开宗。但不空以后,经惠果、义操、义真等数传,宗势就逐渐衰颓。到了唐末,虽还有柳本尊那样的人远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从前代继承下来的天台宗、三论宗,都只流行于宫廷或上层知识分子之间,其向民众传播并带着更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则另有净土宗。这是从弥陀信仰进一步的开展,立宗的端绪可上溯到北魏时代的昙鸾(477 —543 )。昙鸾在并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净土念佛法门。唐初道绰(562—645)在寺中见到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得到启发而归心,继续提倡。他的弟子善导(613—681)来长安传教,使净土信仰得到很大发展。善导还著了《观经疏》,在教理上建立根据,这样净土宗就形成了。其后怀感、少康(?—805 )等,相承不绝。唐代宣传净土教的人,另外还有慧日(慈愍,680—740)。他从印度游历回来,宣传在健驮罗国得着净土法门的传授,由此别成一系,但实际和善导所提倡的相差无几。此外如迦才、承远(712—802)、法照(?—821 )等,也都致力于净土的宏传,遂使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最后还有禅宗。北魏时菩提达摩在北方传授禅法,以《楞伽经》(刘宋译四卷本)为印证,就有了楞伽师一派。唐初,黄梅双峰山有道信禅师(580 —651 ),他和三论宗的人有些渊源,故在楞伽禅法而外,还参用般若法门,但后人仍视为继承达摩的嫡系。同时从三论师昊法师出家的法融(594 —667)从事静坐,据传说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为一系牛头禅(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头山而得名),传承了几代。但道信直传的弟子是弘忍(601 —674 ),移住东山,传法四十余年,门人多至千数,尊其所说为东山法门。他的门人中著名的有神秀(60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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