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佛教,包括公元 220—265 年间魏吴蜀三国时代的佛教。其中,魏继后汉,建都洛阳,一切文化都承后汉的余绪,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说是后汉佛教的延长。在这个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国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魏明帝(227—239 年)曾大起浮屠(见《魏书.释老志》),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吴据江南,建都建业。佛教由中原辗转传入。当时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孙权问支谦以经中深义,拜为博士,令和韦昭等一同辅导东宫(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又康僧会感得舍利,使孙权为之建寺塔,号建初寺。尚书令阚泽答孙权问:评比三教的高下而推尊佛法(《广弘明集》卷一引《吴书》)。后来孙权之孙孙皓即位,将要毁坏佛寺,污秽佛像,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于从受五戒。蜀僻处西偏,旧录相传有蜀《首楞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出三藏记集》卷二),似乎已流传佛教,但这两部在蜀流传的经久已逸失,其详未见记载,所以历代经录中只有魏、吴录,而无蜀录。
戒律的传来,是三国时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虽有佛法流行,然而僧众只是剪除头发,也没有禀受归戒,所有斋供礼仪咸取法于传统的祠祀。到了魏废帝嘉平二年(250 年),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游化洛阳,主张一切行为应遵佛祖,于是洛阳僧众共请译出戒律。迦罗恐律文繁广,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因而译出《僧祇戒心》,即摩诃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请当地的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的始祖。当时又有安息国沙门昙谛(此云法实),也长于律学,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 年)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此书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昙无德部的广律,即《四分律》,后来中土的律宗独尊《四分》,和它有关。当时开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为中土出家沙门的开始。
魏代的译师,除昙柯迦罗、昙谛之外,还有康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四部。又有龟兹沙门帛延,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 年)来洛,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叉须赖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除灾患经》一卷、《首楞严经》二卷等七部。此外还有安息沙门安法贤,在魏代译出《罗摩伽经》三卷、《大般涅槃经》二卷,翻译年代不详,其书也都阙失。
吴代的译经,开始于武昌,大盛于建业。译人有维祇难、竺将(一作律)炎、支谦、康僧会、支彊梁接等五人。维祇难为天竺沙门,于孙权黄武三年(224 年)携《法句经》的梵本来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将炎与支谦共同译出二卷,后经校订(现存)。竺将炎后又于黄龙二年(230 年),在杨都(建业)为孙权译出《三摩竭经》、《佛医经》各一卷(现存),就中《佛医经》是和支谦共译的。支谦是这一时代的译经大师,先世本月支人,他的祖父法度在后汉灵帝(168—189 年)时,率领国人数百东来归化,支谦即生在中国。早年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汉献帝末年,避乱到武昌,更入建业,一直到吴废帝亮建兴年中(252—253 年),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广泛涉及大小乘经律,包括大乘《般若》、《宝积》、《大集》等经凡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现存五十一部六十九卷(此据《开元释教录》卷二)。其中重要的译典其,有《维摩诘经》二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太子瑞应本起经》二卷等。后汉支谶原传弘方等般若之学,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十卷和《首楞严三昧经》二卷(已佚),盛行于魏晋之间。支谦继承支谶的思想体系,改译《道行》为《明度》,文体亦变冗涩为简洁流利。纯用意译,即向来不翻的真言也没有例外(如《无量门微密持经》的八字真言)。又曾为他自己所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为经注的最早之作(《出三藏记集》卷六、八三)。
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他的父亲因经商迁到交阯,僧会年十余岁时出家,明解三藏。赤乌十年(247 年)来到建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九卷(现存)和《吴品经》(《般若》五卷,已佚)等。他又著有《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的注解,并且都作了序文。他早年从陈慧等传承安世高“安般”之学,在《安般序》中论述心的溢荡由于内外六情而起,须修“安般”,即数息、随、止、观、还、净六行以治之。这是僧会学说的要点。支彊梁接(正无畏)于吴废帝亮五凤二年(255 年),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即《正法华经》六卷(已佚),为《法华经》的第一译。此外,失译诸经在古、旧录中被认为是出于魏吴时代的有八十七部(《开元录》卷二)。
这一时期中,中土沙门开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颖州人,出家以后,研钻《般若》。以此经旧译文义不贯,难以通讲,常慨叹其翻译未善,又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经》,乃誓志西行寻求,以甘露五年(260 年)从雍州(在现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了于田(今新疆和田,当时大乘经教盛行),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 年)遣弟子弗如檀(译云法饶)等十人送回洛阳,后于元康元年(291 年)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他本人即留在于田,到了八十岁圆寂。
三国时代佛教的传弘,虽然范围还不广阔,但已逐渐和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如支谦、康僧会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汉地,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译籍里,不但文辞典雅,并且自由运用老氏的成语,以表达佛教思想。其次,支谦依《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制作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依《双卷泥洹》制泥洹梵呗一契。他们都创作歌咏经中故事的赞颂声调,通于乐曲。旧传康僧会来到吴地传播佛教时,还带来印度佛教画本,当时画家曹不兴,即据以绘画佛像,成为名家。这些都对佛教的传播有大影响。至于寺塔的建筑、佛像的雕塑,也各具备一些规模,只是遗物不存,难言其详了。
(黄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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