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龙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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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师
作者:中国佛教…    文章来源:中国佛教净土网    点击数:3551    更新时间:2012-6-1


  大师法名对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是陕西49页第二行阳人。俗姓赵,后世佛门弟子都称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

  大师自幼随兄长读儒家经书,常常以实践和光大儒学为已任。曾仿照韩愈、欧阳询,作驳斥佛教的文章。后来一病好几年,方才感悟以前的错误,因而洗心革面,顿改前非。21岁那年,出世机缘成熟,大师就投奔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出家,依道纯和尚剃发。这年正是清朝光绪7年辛巳岁。第二年,大师在陕西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定律师座下受具足戒。

  大师出生6个月即患眼病,几近失明,后虽病愈,而目力已大受损伤,眼睛稍稍发红,就不能看书。受具足戒时,因为大师文章书法都好,故而戒期中所有书写事宜,都由大师劳作。因写字过多,双目红如血灌。幸亏大师在湖北莲华寺当知客,在晒经的时候,读过一本残缺不全的〈龙舒净土文〉,从而知道念佛往生净土法门,是即生了生脱死的要道。因为这次眼病,大师更醒悟身体是病苦的本源,所以一有时间就专念佛号。夜里别人睡下后,大师悄悄坐起念佛。写字时,也是心不离佛。所以虽是奋力带病书写,仍然能够勉强支持。等到全部写完之后,眼病竟然完全好了。大师由此深心信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大师一生自度度人,完全以净土指归,正是从此开始。

  大师修净土,愈久愈坚定。听说红螺山资福寺是专修净土道场,大师便于26岁(光绪12年丙戍岁)辞别师父,独自前往。这年10月入念佛堂念佛,沐浴净土宗第十二祖彻悟祖师光明雨露,大师的净业大有长进。第二年正月,大师告假朝礼五台山后,仍回到资福寺,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事。3年之内,在念佛正行之外,研读大乘经典,因此深入经藏,妙契佛心,于净土径路修行法门,达到理事无碍的境界。30岁(光绪16年庚寅岁),大师到北京龙泉寺为行堂。31岁(光绪17年辛卯岁),大师住于圆广寺。2年后(光绪19年癸巳岁),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京请《大藏经》,检点、汇集、统计、整理,事务繁多而人手缺乏。大家都以大师办事精密谨慎,。而向化闻和尚推荐。化老在接触中,感到大师道行高远超异,在南归的时候,特请大师相伴共行,并从此请其住单于法雨寺藏经楼。寺中大众见大师励志精修,都深感钦佩,而大师从不自满自足。

  光绪23年丁酉岁夏天,寺中大众一再坚请大师讲经说法,大师再三推辞不掉,便为讲了一座《阿弥陀经便蒙钞》。讲完,大师就在珠宝殿侧,闭关两次共6年,从此学理行愿倍加精进;出关后,了余和尚与真达师等,特为大师建造一座莲篷,以为供养,大师与谛闲法师曾先后在此居住。过了不久,大众仍然迎接大师归住法雨寺。44岁(光绪30年甲辰岁)那年,因为谛老为温州头陀寺请《大藏经》,又请大师一同入京帮办一切事务。事情结束后,大师仍然南归,住于法雨寺藏经楼。大师出家30余年,直到清朝终结,始终收敛锋芒,隐藏不露,不喜欢与人往来,也不愿人知道他的名字,只希望能昼夜持念阿弥陀佛名号,早日证入念佛三昧。

  然而宫中击鼓扣钟,宫外又怎能不闻;道德厚实、光明四射,终究是不能掩盖住的。民国元年,大师52岁,高鹤年居士自作主张,将大师的几篇文章,刊登在《上海佛学丛报》上,署名常惭。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这是谁的著作,而文字般若的光明,已足以引发读者的善根。到民国6年(大师57岁),徐蔚如居士得到大师的3篇书信,即印刷发行,题名为《印光法师信稿》。民国7年(大师58岁),徐居士搜求到大师的文稿20余篇,在北京印行,题名为《印光法师文妙》。民国8年(大师59岁),他又搜求到大师的一些文稿,再次印行续编,并与初编合为一书。民国9年、10年,两年时间内,继续增集大师的文稿,先后在商务印书馆铅印发行,在扬州藏经院木刻出版。民国11——15年间,不断增加扩大,又在中华书局印行,题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文章是大道的载体,大师的文钞流通于海内,也就是大师的道德法雨滂湃于天下。如《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等,都是句句见真谛,字字归净土,上合佛陀经旨,下逗众生根机,发挥禅净的奥妙,抉择二者的难易,多有发明古代大德所未到之处。

  徐蔚如居士为《文钞》作跋说:“大法的高山被时光夷为平地,这种现象到今天已是最严重的了。真没想到当世尚有具备正知正见,如印光法师这样的高人。常说要续佛慧命,这就是啊”。又说:“法师的文章,没有一句无来历,深入浅山,微妙而契合当代众生的机宜,确实是末法中的治病良药。法师可说是善于认识选择佛法津要,并竭诚奉献满腔热忱,为众生作依靠。”所以当时徐居士特地带着《文钞》,奉陪母亲,亲身前往普陀,竭诚礼敬大师,恳求摄受,准予母子二人归依座下。然而大师仍然坚持不许,只是指点他们,往宁波观宗寺,在谛闲法师座下归依。民国8年,周孟由兄弟侍奉其庶祖母登山,再三再四地恳求,坚请务必收为弟子。大师观察时机,依理难以推却,就为他们各起法名。这是大师为人授归依的开始,而其缘起实在是因为得《文钞》的流通。

  大师的文章,不仅佛理精通,即使是“格物、致敬、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五伦八德”等,儒家治世的道理,只要与净业三福不相违背,必定发挥得详详细细,而且文词典雅不凡,所以才出现了洛阳纸贵,人人争相请读的局面。由于此书而仰慕大师道德,渴望列入大师门下的善男信女们,也日益增多。有的远涉大海、近攀高山,请求摄受;有的书来信往,求赐法名。20余年时间,在大师座下归依的弟子,实在是难以数计。就是那些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的男女善信,也难以计算出来。可见大师以文字般若摄化众生,利益世间,真是不可思议啊!

  大师虽精通各宗各派佛法,但自行劝人,都是念佛法门。大师的在家弟子,许多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学欧美。但大师从不与他们高谈佛法哲理,只是一一劝他们专心念佛。这些弟子,听从大师教诲,都能信受奉行,从没有人敢于轻视念佛法门而妄生疑义,这都是大师盛德感化的结果。

  大师耳提面命,开导弟子,既立根于佛典经论,又出于大师自己亲证所得,从不离因果妄谈大道,也不说空话大话。对于那些应当说服的人,无论是禅门尊宿,儒家魁首、甚至达官显贵,在批评呵斥时,大师毫不宽容,从不拐弯抹角。对于那些应当摄受的人,无论是后生小辈、农夫苦力、乃至卑贱仆妇,大师从不拒绝,慈祥包容。以一佛乘平等情怀,普利上中下三根,于自己不存在顺适背逆之情,只是以佛陀至理作为依归。

  大师一生最喜欢自己劳作。弘一法师曾亲见64岁的大师,一人独居,事事亲自操作,决无侍者等人帮助。直至80岁去世前,大师仍是自已扫地、擦桌子、擦油灯、洗衣服,如此劳作,为人表率。所以每当见到有人懒惰懈怠,大师多半要诫劝。

  大师一生最珍惜福报,不敢浪费。衣食住等都极为简单粗劣,竭力排斥,享用精美。民国13年,弘一法师到普陀山,与大师同室而居,整整7天,足不出户,从而有机会体察大师的生活行为。大师每天早晨食粥一碗,不吃菜。大师自己说,这样的习惯已30多年了。饭后,以舌砥碗,舐净后再用开水冲入,洗荡余汁,并以之嗽口、咽下。怕的是轻弃、浪费了残余饭粒。午饭时,大师是饭一碗、大众菜一碗。饭菜都吃干净,再以舌砥碗,并冲水喝下,与早饭一样。大师要求自己是这样,劝人也十分严厉。凡见人饭后有剩余饭粒的,必定要大加呵斥:“你有多大福报,敢如此糟蹋。”有一次,一位客人将刚沏了不久的冷茶倒入痰桶,同样遭到大师的呵诫。

  大师时时思念如今天当末法,世俗风气越来越下降,如果不提倡因果报应,就没有办法挽回颓丧的世风,矫正人心。人根这样陋劣,善报这样浅薄,假使不实行信愿念佛法门,绝对不能了生死、出轮回。所以不论贵者、贱者、贤者、愚者,也不论男女老幼,凡有请求法益的,大师必定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实事实理,谆谆启发,使人觉悟,从而立定为人处世的根基。接着,大师又以“真为生死、发菩萨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变一平坦宽广大道,教诲人们切实奉行,从而踏上超凡入圣的快速能到的路径。

  大师尽管深通禅宗与教理,但从不谈深奥玄妙的禅机。凡劝人的,都是一听就懂、又能够实际修行的道理。凡听到大师劝化的,全都是当下受益。这也正是莲池大师评价辩融老人,“此老令人尊敬的地方正在此处啊。”因为大师平实无奇,言行一致,怎样说就怎样做,所以天下真修行人,都乐于亲近大师,以致于叩关问道的人,多得数不过来。而大师从来都是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等等,从不挂心。民国11年(大师62岁),定海县知事陶在东、会稽道尹黄涵之,汇总大师道行,呈请当时大总统徐世昌,题制“悟彻圆明”匾额,赍送于普陀,香华供养,成为一时的盛事。出家在家弟子都为大师高兴,而大师却置若罔闻。有人稽首请问,大师说:“空中楼阁,而自己实在是无此福德,惭愧尚且来不及,又有什么值得荣耀的。”这在当今竞相浮夸的年月,像大师这样淡泊名利,真是足以力挽狂澜、作中流砥柱,无论修道人还是世俗人,都能从大师身上受益良多。

  大师对待自己非常节俭,对待别人非常优厚。凡是善男信女供养的钱财,大师全部替他们广种福田,用于印行流通善书经典,或是救济饥贫。只是权衡轻重缓急,认真计划,妥善支出。如民国15年(大师66岁),长安被困。解围以后,大师立即从印《文钞》之款,急拨3000银元,托人速速汇去以赈济饥贫。凡听到哪个地方遭灾告急,大师必定尽力提倡捐助,期望得到救援。民国24年(大师75岁),陕西大旱,在得到王幼农居士书信告急之后,大师立即取出存折,让人速速汇去银元1000元。汇款以后,大师让德森师查账,仅剩下100多元了。而此时报国寺所有开支,全赖大师维持,大师却毫不在意。民国25年(大师76岁),大师应上海护国息灭法会请求说法时,听说绥远灾情严重,即在法会上对众人表明,以这次法会共计1000余人归依、求戒等敬资,合计2900银元,尽数捐去。此外,大师又从准备印书的款项中,出资1000元,以为捐助首倡。等到从法会回来,众人在苏州车站上迎接大师,准备请大师上灵岩观景。而大师却急急忙忙先回报国寺,办理完汇款事宜,才与大师结伴登山。大师倡导众生,对于救济灾难,就像是自己受饥、自己溺水一样地关心,很多事例大多与此相类似。

  魏梅荪、王幼农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发起创办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请大师参加,并制定寺规。继而又由任心白居士请上海冯梦华、王一亭、姚文敷、关綗倒数第十一行,之、黄涵之等诸位大德居士,住这里开办佛教慈幼院,全都是仰仗大师的德望,令人相信仰慕,而得以成就。对于慈幼院教养贫家子弟,大师更是极力助成,其中经费,由大师劝募及大师自己捐助的,为数巨大。就是上海佛教会所办的慈幼院,大师也尽力赞助。至于法施事宜,大师从一开始印送《安士全书》以来,以及创办弘化社20多年所印各种善书经典,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也在百万余帧,法化的弘大,同样好比滂湃的大水,普泽中外。

  综观大师的一言一行,无非是代佛宣化,以期能够挽救世道人心,从而使贤才辈出,福佑国家,利益人民。而大师对待自己,饮食不过为了充饥,从不求美食。穿衣不过为了御寒,从来是厌弃华丽。凡是供养大师珍美的衣服、饮食,不是推却不受,就是转施他人。但若是供养大师普通物品的,总是交到库房,让大众共同享用。这虽是小事,也足以作为末世佛子令人自豪的模范。

  大师维护法门,功德难以思议。其中最重要的,如那次欧洲战争时,政府有个移德国侨民进驻普陀的拟议,大师恐怕有碍于大众清修,特地致函陈锡周居士,转托政界要人疏通,这件事方才作罢。民国11年(大师62岁),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人,呈文省政府批准,借寺庙作学校。定海县知事陶在东,急忙寄信给大师,请求挽回。大师即致函王幼农、魏梅荪二位居士设法,并让妙莲和尚上下奔走,最终得到当局的明令保护。民国16年(大师67岁),政权变更,寺院财产处于毫无保障的状态,所潜伏的大祸几乎是灭教,而普陀又首当其冲。全靠大师舍命力争,方才得以苟延残喘。等到某君主持内政,又好几次提出以庙产办学校的拟议,以致于举国上下出家在家信众,全都惊慌失措。幸亏大师与谛闲老法师,在上海集结热心护法的诸位居士计议,先疏通主持内政的某君,又派代表请愿,庙产办学的拟议才没有实行。等到某君退位前,又颁布“驱僧夺产”的《条例》,想要逐步剥夺庙产,以达到灭除佛教的目的。幸亏《条例》刚一公布,某君就御任了。继任赵次陇部长接印后,大师特地致函,请他设法,从此也就不了了之了。之后,大师又嘱咐焦易堂居士等人相互支持、极力斡旋,方才将《条例》修正,使僧侣们暂时得以安居。民国23年,安微阜阳古刹资福寺,寺里有唐朝大将尉迟恭敬造的三尊佛像,而寺院却被学校占据。山西五台山碧山寺的广济茅篷也横遭厄运。这两件事都已告到法院,而当道执法之人,却偏听一面之辞,使这两座寺院几近于毁灭。两处各得到大师的一封书函,审判结果忽然转变。广济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远安心办道”的基础。资福寺也因此保全,并日见兴旺。

  民国24年(大师75岁),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有位厅长提议,用全国的寺产作为教育基金,将全国的寺庙改为学校。决议通过后,报呈内政部、大学院备案。报刊披露这一消息后,群情震惊。当时全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及常务理事大悲、明道诸位法师,关、黄、屈等诸位居士,一同来到报国寺请示大师。大师以卫护佛教相勉励,并开示挽回的办法。返回上海后,大家就按照大师的指点,集众开会,推举代表,入京请愿。仰仗大师慈悲智慧的光照,佛教之难得以解除。江西的庙产,自民国22——25年4年之内,发生如此大的风波3次,几乎到了灭尽无余的边缘,虽是因为德森师多年力竭声嘶地呼吁,也因为中国佛教会的多次设法,最终还是得到了大师慈悲的光明加被,感动诸位大护法,群起营救,每次都达到了美满的结果,仍然予以保全。这是大师护教的几件大事,其它数不起来的小事,或者是一封信,或者是几句话,就得以消除灾难,解除祸胎,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真是不胜枚举。不是大师崇高广大的道德,上感龙天护卫,下得众生信服,又怎能如此。

  大师的无缘慈悲度化,也普及狱中及异类生灵。民国十一、二年,定海县陶知事,请大师推荐讲师,到狱中宣讲佛法。大师推荐智德法师,并嘱咐他宣讲《安士全书》等,有关于因果报应和往生净土的重要内容,使许多狱囚受到感化。后来上海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发起成立江苏监狱感化会,特聘大师为名誉会长,其中讲师邓朴君,戚则周(即明道师在俗名)、乔恂如等居士,都是大师的入门弟子,讲演要点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及注重因果、提倡净土等,也都是大师所开示。听讲之后,狱官、囚犯从此改过自新,一心向善,归依净土,吃素念佛的,就有很多人了。
  对于那此异类生灵,大师也是这样。民国19年(大师70岁)2月,大师从上海太平寺到江苏报国寺,随身携带的铺盖衣箱之中,臭虫特别多,代代繁衍,以致于床席客厅窗口茶几之上,在夏季秋天,到处都是。一此弟子怕大师年老体弱,难以承受这样的干扰,多次请求进房为大师收拾干净,却遭到大师的严词拒绝。大师说:“这都怪自己没有道德。古代大德高僧,不耐臭虫的干扰,就对臭虫说,畜生,你到我这儿找差事,我要勒令你迁单。臭虫就一个跟一个相继而去。我修行不努力,没有这样的感应,还有什么话说。”就这样,大师泰然处之,毫不介意。民国22年(大师73岁),臭虫忽然绝迹,而大师也不对任何人说。因时节临近端午,德森师想到又该是臭虫出没的时候,就请问大师,大师回答说“没有了。”德森师以为是大师老眼错花,故而再三请求进大师房内检查,谁知真的是干干净净,了无踪迹,这岂不是也为大师而迁单了吗?大师在闭关净课之外,常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颁赐给那些医药无效、束手无策的危重病人,往往见到奇效。一天,报国寺藏经楼发现了无数白蚁,大师听到后,让大家持大悲水四面喷洒,白蚁就从此绝迹,这是民国27年夏天的事了。大师的法力、神通、感应,大多与此相类似。
  大师天性不好为大师,不喜欢眷属,所以没有亲手剃度的出家弟子。然而渴仰大师,亲近大师,不断受到教诲,深得大师法益的在家清信男女,真是多的不可胜数。在出家法侣之中,大师除了与谛闲老法师为最相默契的莲友外,长期亲承大师摄受,饱餐大师法乳,但仍然被大师以莲友相待的,有了余和尚、了清和尚、真达和尚等。明确居于学生行列的,则有圆光师、康泽师、慧近师、明道师,还有妙莲和尚、心净和尚、莲因师、明西师、妙真和尚、了然师、德森师,以及灵岩寺、报国寺的众位僧人。这只是专指常久亲近大师,屡次得到大师教导、提携,沐浴大师恩德超过自已剃度恩师的僧人。若是随时随地请问地益,与大师通信请问大道,以及拜读大师《文钞》和大师印行流通的各类书藉,而沐浴在大师法雨恩泽之中的,自然是数也数不清了。大师虽然不收徒弟,而中外真修实干的出家在家佛子,实在是从心灵深处以大师为恩师的。

  大师又发誓不作寺院之主。自从客居于法雨寺后,20余年隐居精修,很少去别处。自民国7年,大师印《安士全书》以来,经常有法事到上海,苦于没有安身之处。真达师于民国11年造太平寺时,特地为大师盖了一间净室,大师从此到上海,就住在太平寺了。几位力护法门的大居土,如南东魏梅荪,西安王幼农,维扬王慧常,江西许止净,嘉兴范古农,上海冯梦华、施省之、王一亭、闻兰亭、朱子桥、屈文六、黄涵之、关綗之等,有的请问个人修行事宜,有的咨询社会慈善事宜,都不时前往太平寺,向大师请教。至于投寄书函的就更多了。可见太平寺这一兰若道场,名传于远近,实在是因为有大师在啊。至民国17年(大师68岁),大师因为往来书信和礼敬请法之人太频太多,人事太繁,急于想找个归隐之地。真达师就和关綗之、沈惺叔、赵云韶诸大居士商量。3位居士就将苏州报国寺供养于大师,并让弘伞师、明道师2人接管寺院,真达师用几千元修葺了寺院。民国18年,大师在上海校印各书,很想早点结束手头工作,归居隐地。这时广东弟子黄筱伟居士等人,在香港建筑精舍,非要迎接大师归隐于香港,而大师也已答应。真达师不得已,以江西、浙江佛地信众特别多,再三劝请,终于依靠大师法缘所在,而于民国19年(大师70岁)2月,往居苏州,从此掩关于报国寺。

  灵若原本是小寺,真达师请示于大师,扩建为十方专修净土的道场。寺中所有规章,都秉承大师的意志而制定。不到三四年时间,因旧的佛堂僧屋狭小,容不下众人念佛,所以改建一新。此时正逢大师归隐报国寺,与灵岩寺一高一下近在咫尺,所以规划建造多靠大师指导,从而日渐兴旺。至今灵岩寺称为我国净宗第二道场,的确不是偶然的。

  大师在闭关中,每天日课之余,将普陀、五台、峨眉、九华四大佛教盛地的史志加以修订编辑,同时不断回复僧俗弟子的请法信函。而今四山史志早已出版流通,复函文章也有了文钞续编印行,大多是大师到报国寺以后所手著,真可谓是恒顺众生无有疲厌啊。到民国26年(大师77岁)冬,因为时局所迫,报国寺实在不能再住了。不得已,大师顺从妙真师等人的相请,移居灵岩寺。刚满3年,谁知这个智积菩萨显圣的灵岩圣刹,竟成为大师示现寂灭、回归净土之地了。

  大师示现寂灭,事先已预知时至。民国29年春,大师在回复章缘净居土的信中说:“我今年已80岁了,朝不保夕。”又说:“印是将死之人,怎能留这样的规矩。”到了冬年冬天10月27日,大师稍微示现小病。至28日午后1时,大师就召集寺中全体职事僧人及居士等,到关房会谈。告诉大家说:“灵岩寺住持,不能长久空缺,应让妙真担任。”大家都表示同意。本来定于11月9日,为妙真升座上任的日子,大师说太迟了。众人改为初四,大师还说迟。后来选在初一,大师才点头同意。接着,大师对大众开示灵岩寺历史沿革达两个多小时。

  其后大师虽然精神渐弱,但仍与真达师等商议各类事务,坦然恰当一如平日,没有丝毫病态。初三晚上,大师仍进食希饭一小碗。饭后,对真达师等人说,净土法门没有什么奇特的,但能恳切至诚,没有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的。此后大师精神逐渐疲惫,体温渐渐降低。初四凌晨一点半,大师从床上坐起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说完,就大声念佛。2点15分,要水洗完手,站起身来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就移坐到椅子上,面向西方,端身正坐。3点,妙真师到了,大师嘱咐说:“你要维护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说完,就不再言语,只是口唇微动念佛。延续到5点,在大众的念佛声中,大师安详地往生西方。

  回想大师几天来的一切安排,如急催妙真师上任住持等事,虽不明说是怎么回事,但确实是预知时至的作法。身无一切病苦厄难,心无一切贪恋迷惑,六根悦愉,正念分明,安详舍去报身,如入禅定。回顾大师一生自行行化他及临终种种瑞相,往生莲台之品位,当然不是中品下品。

  大师生于清朝咸丰11年辛酉岁12月12日辰时(上午7——9点),逝于民国29年庚辰岁11月初四日卯时(清晨5——7点),世寿80,僧腊60年。灵岩寺因大师而中兴盛旺,因为能让大师,示现往生净土作为榜样,其时节因缘,真是不可思议的啊!为纪念大师生西,妙真和尚等人决定,于第2年2月15日佛涅槃,也正是大师生西百日之期,举火荼毗,建塔安奉大师灵骨于灵岩寺本山石鼓东南。

  大师荼毗后的第二天傍晚,人们从骨灰中捡得五色舍利子100多颗,晶莹圆彻,奕奕有光。另有大小舍利花,及血舍利、牙齿舍利(32颗)等,共计1000多粒。在场的出家在家弟了,无不惊讶,叹为稀有。无锡居士袁德常,捡得一些骨屑携回供养到家之后,忽然看见骨屑中现出无数舍利,光耀夺目。

  大师落叶归根,往生净土,他老人家证悟到何种程度,我们是博地凡夫,没有他心通、天眼通,不能妄加评论,唯有捧读累次出版的大师《文钞》,及经大师亲手流通的各类书籍,那提倡念佛,发挥佛陀妙道,自行化他,坚定恳切地修行,大有功于净土,足以证明大师是净土菩萨乘愿再来!凡信愿念佛,洞彻明了净宗真正旨归的人,都不会有别的拟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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