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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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佛教
作者:游 侠    文章来源:本站收集    点击数:5492    更新时间:2007-2-10

  

金代佛教是指公元 11151234 年间女真族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建立完颜王朝时代的佛教。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就已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这是从它邻境奉行佛教的高丽、渤海等国传入的。迨建国后,它以武力灭辽,又继承了辽代社会盛行佛教的风习。其后南进,占领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攻略黄河流域以至淮水以北的地区,更受到了宋地佛教的影响。因此,佛教在金代有所发展。

金代帝室的崇拜和支持佛教,开始于太宗时期(11231137)。传说太宗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每年设会、饭僧。天会二年(1124),太宗命僧善祥于山西应州建净土寺。同在天会年间,太宗后为佛觉大师海慧在燕京建寺,至熙宗时,命名大延圣寺(以后金世宗时改名大圣安寺,成为金代燕京的名刹)。当时营建塔寺,偏于河北、山西等地,这是和攻占了宋都而加强黄河以北地区的治理经营有关的。但在天会八年(1130),曾经一度禁止私度僧尼,可知那时佛教范围已相当扩大。熙宗时期(11381149)金的国境已扩展到淮水以北地带,金王朝的典章制度急速地汉化,对于汉人所信奉的佛教尤其表示尊崇。熙宗巡行燕京,见到名僧海慧(?—1145),就邀他到首都上京(今会宁市),特建大储庆寺,请他做寺主。著名律师悟铢(?—1145)也同受优遇皇统中被任为中都右街僧录。到了世宗继立,是为金代的全盛时期(11691189,开始对佛教采取有节制的保护政策,积极整顿教团,防止僧侣逃避课役,并严禁民间建寺。其间由于财政困难,曾仿照北宋政策,利用佛教教团对于社会的影响而公卖度牒,以助军费,但于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即行停止,仍持续统制整顿的方针。而世宗自己却喜欢巡游名山古刹,营建塔寺,优遇名僧。他为玄冥顗禅师在燕京建大庆寿寺,又在东京创建清安禅寺。他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又特别在清安禅寺别建尼院,增大寺塔。他对各大寺都赐田、施金、特许度僧,表示对佛教的好意支持。章宗时期(11901208)继世宗的统制方针,取缔宗教教团的法制更臻完备,严禁私度僧尼,并积极地规定由国家定期定额试经度僧,并限制各级僧人蓄徒的名额。金代试僧制度大体上承袭辽制,而较为严格。对于童僧,一般是以《法华》、《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等五部的谈诵为试课,童尼分量减半。又规定僧人度蓄弟子的限额,即长老、太师得度弟子三人,大德度二人,戒僧年满四十以上的度一人,这大概是和一般试经度僧的规定并行的。僧侣的考选规定三年一次,就经律论三部门课试,中选的授为三宗法师,这种考选每次以八十人为限,由朝廷指定官员办理。法师中学行优异的,更由朝廷敕加种种名德称号,如佛觉大师、宣秘大师等。国家又制定僧官制度,但不象辽代那样与闻国政,专事统理管内僧众的威仪律行,及处理教团内部的诉讼事件。僧官最高的住首都,号称国师,其余四京各设僧录、僧正,列郡设都纲,各县设维那,都三年一任。此外,如五台等佛教胜地,则别置僧官,负责庄严名刹。禁僧尼和朝贵来往,要求僧尼随俗拜父母及奉行丧礼等,这充分表现了政府对于佛教僧团各方面的安排。但章宗在位末年因财政困难,又采行公卖度牒、紫衣、师号和寺院名额的措施,遂使政策缺乏一贯性。他自己曾召万松行秀禅师于内廷说法,奉锦绮大僧伽衣,内宫贵戚罗拜,各施珍品,并为建普度法会,以表示对佛教的尊崇。章宗以后,金代面临着崛起的蒙古族的威胁,为了筹措军费,空名度牒的发行更滥;到了末期宣宗、哀宗时代,这种倾向更甚,遂使金境佛教教团因滥杂腐化,终于日趋衰退而后已。

总的说来,金代佛教是相当隆盛的。大部分寺院都继承辽代旧习,拥有广大的土地和殷富的资财,这些主要出于帝室的布施,如世宗在位期间,于燕京建大庆寿寺,曾赐沃田二十顷,钱二万贯;重建燕京昊天寺,赐田百顷,特许每年度僧十人;又修建香山寺,改名大永安寺,赐田二千亩,钱二万贯;他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后住东京,特为创建清永禅寺,别筑尼院,由内府给营建费三十万,寺成后更施田二百顷,钱百万,寺内僮仆多至四百余人,其富饶可想而知。另一部分辽代旧寺还保留着原来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有二税户制度的遗存(这一制度是辽帝室和权贵将平民户籍隶属寺院,使纳一半赋税供寺院之用)。二税户中,有的已随辽代朝贵阶层的崩溃而得到解放,有的沦为寺院的附属民户,仍为寺院有力的经济基础。到了金代中期,二税户的残余竟成为当时含有政治性的社会问题。经过世宗、章宗两度诏免二税户为民,才全部消灭了这种制度。一般社会对于寺院佛事的支持,也仍沿辽代遗风,以邑社的组织形式,集资为寺院补充道粮或建置藏经,以及举行种种法会。如兴中府三学寺的千人邑会,就是专为维持寺众的生活而组织的,规定会员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纳钱二百,米一斗,这不仅以维持寺院经济为目的,还兼有推广佛教信仰的作用。由于寺院的经济充裕,常以余力来举办各项社会事业,最普遍的是施药和赈饥二事。施药大都就寺内设置药局,以施给贫民,其制创始于清州辨公,后各地寺院相继仿行,很为普遍。赈饥系昭仪军观察判官梁姓倡办,章宗明昌二年(1191)在祐圣千佛院施粥百天,后各地大寺院亦多采行,以济饥民。拥有大量资财的寺院更在寺内外设置质坊以贸利,如《松漠纪闻》载延寿院一寺即设有质坊二十八所,这种经营更促进了寺院经济的不断发达。

金代国祚虽短,但在佛教教学方面,如华严、禅、净、密教、戒律各宗都有相当的发展。其中禅宗尤为盛行,这可说完全受了北宋佛教的影响。本来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在金人未占领以前,禅宗的杨岐、黄龙二派已很兴盛。杨岐系克勤(10631135)住汴京天宁寺,黄龙系净如(?—1141)住济南灵岩寺,各弘宗风,为北方禅宗的二重镇。金人占领中原以后,道询(10861142)继承净如在灵岩寺弘法,著有《示众广语》、《游方勘辨》、《颂古唱赞》诸篇。汴梁则有佛日大弘法化,传法弟子圆性(11041175)于大定间应请主持燕京潭柘山寺,大力复兴禅学,著有语录三编行世。门弟子中得法的有普照、了奇、圆悟、广温、觉本五人。广温(?—1162)又参学于燕京竹林寺广慧之门,后住河北蓟县盘山双峰寺弘化。另有政言(1125)从慈照禅师处得法,著有《颂古》、《拈古》各百篇,《金刚经证道歌》、《金台录》、《真心说》、《修行十法门》等;相了(11341203)从懿州崇福寺超公处得法,他们先后都曾住潭柘山寺弘化。道悟(11511205)得法于河南熊耳山白云海禅师,后住郑州普照寺弘化。教亨(11501219)从普照寺宝和尚参学有得,弟子宏相传其法。此外,更有河朔汶禅师、利州精严寺盖公、五台铁勤寺慧洪、上京宝胜寺善英诸师,都著名于禅门。这时期的禅学,大抵是看话禅一派。末期的万松行秀(11661246),尤为金代著名禅师。行秀,河内人,初从胜默、云岩诸德参学,各契深旨,为两河三晋的佛教徒所钦敬。后住邢州净土寺,筑万松轩自适,因有万松之称。他传曹洞青源一系之禅,嗣法磁州大明寺雪岩满禅师,虽治禅学,而平时恒以《华严》为业。他曾在从容庵评唱天童的《颂古百则》,撰《从容录》,为禅学名著。其他著述有《祖灯录》、《请益录》、《释氏新闻》、《辨宗说》、《心经风鸣》、《禅说》、《法喜集》等。他兼有融贯三教的思想,常劝当时重臣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极得楚材的称颂,说他“得曹洞的血脉,具云门的善巧,备临济的机锋”,一时传为的评。行秀的法嗣少室福裕,所弘尤广;林泉从伦继事评唱颂古,撰《空谷传声》、《虚堂习听》各六卷。

金代以治华严学著名的,有宝严、义柔、惠寂和苏陀室利。宝严于天德三年(1151)住上京兴正寺,两度开讲《华严》,听受的达五百余人。义柔精究《华严》,有华严法师之称。惠寂从汾州天宁寺宝和尚受《华严法界观》,后弘化于鄂城,转徙流离,不废讲说。遗憾的是三师著述都已失传。苏陀室利传系印度那烂陀寺高僧,以专精《华严》著名。他以八十五岁的高龄,率弟子七人航海来华;弟子中三人中道折返,三人死亡,仅一弟子相随,历时六载才到达五台,未及宣译,即示寂于五台灵鹫寺。

密教在辽代末期已衰落,金代可考者有法冲和知玲。相传法冲于大定三年(1163)和道士萧守真角力获胜,所习教法未详。知玲从嵩山少林寺英公传总持法,后于皇统中(11411149)住河北盘山感化寺专弘密教。从现存五家子砖塔遗构推测,似金刚界曼陀罗法仍在流行。他如《华梵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大准提陀罗尼》、《佛顶准提咒》等,在民间亦极流行。又遗留在河北房山云居寺附近的金代石刻遗物上,发现和密教有关的文献也占大多数,这主要是承受了辽代佛教的影响。此外,西域密教僧人来华的,有北印呼哈(啰)悉利和他的从弟三摩耶悉利等七人,巡礼五台、灵岩诸胜地。呼哈()悉利于大定五年(1165)示寂,其他事迹不详。

金代弘净土教可考的,有祖朗、禅悦、行秀、广思及居士王子成等。祖朗(11491222)于大定年间(11611189)历主燕京崇寿、香林诸寺,日课佛号数万声,感化甚众。广思于河北临城山建净土道场,结白莲华会,谨守庐山慧远的规模,开北地莲社念佛的风气。关于净土的著述,有万松行秀的《净土》、《洪济》、《万寿》、《四会》等语录及王子成的《礼念弥陀道场忏法》。

金代治戒律的以悟铢、智深为最著名,都以律行精严而受丛林敬仰。悟铢(?—1154)兼通经论,尤为燕京佛教界巨匠。他如法律和广恩,都以戒师著称。法律(10991166)于天眷三年(1140)住燕京净垢寺,皇统二年(1142)奉命普度僧尼十万余人,后为平州三学律主。广恩(11951243)在邢州(今河北邢台县)开元寺,度僧千余,著有《密莲集》。

金代居士中最著名的有李屏山(11851231),他是章宗朝的进士,初宗儒学,反对佛教,后读佛典有得,喜和禅僧交游,曾师事万松行秀,撰《鸣道集说》,批判宋儒的排佛论,主张三教调和之说,对于当时人士影响极大。又撰《楞严经解》、《金刚经解》、《西方父教》诸篇,其主要思想本于华严圆融无碍的教学,以佛教为中心,实践以禅为主体,这样很自然地走向三教融会的思想,而成了金代佛教的特征,并反映于他的著作上。

金代佛教文化方面,值得特别记载的是大藏经的刻印。金代文献残缺,关于这一刻藏事业原未见记载,直到 1934 年,偶于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其印本。据今人考定,全藏凡六百八十二帙,约七千卷,现存的仅四千九百五十七卷(现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发起刻藏的是比丘尼崔法珍,她在山西省南部断臂发愿,募资翻刻北宋官版大藏经,并加以补充。始于熙宗皇统九年(1149),中间历时三十多年,到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这部藏经才告成,标志着民间刻藏的巨大成就。金藏既保存了宋刻官版藏经的面目,又补了好些重要的著述,对于藏经版本、校刊乃至义学诸方面的研究都起了极重大的作用。此外,金代对于房山云居寺的石经,亦曾进行续刻,现在续有发现。至于零本木刻经典可考的,则仅有《华严》、《大般若》及《无量寿》等经。

金代佛教艺术之可考的,有建筑、雕塑和壁画等方面。建筑现存的有寺院、塔和经幢。金代寺院大都保存著晋唐以来的门楼廊院环布的传统形式,围墙四面设门,四隅筑角楼,和门殿廊庑相连接。仅其在正殿后殿之间添置柱廊一点,稍异于前代。现存的寺院遗构,有山西大同普恩寺的大雄宝殿、普贤阁、三圣殿和天王殿,系太宗天会六年(1128)僧圆满重行修建;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系熙宗天眷三年(1140)僧录通悟大师等就辽代遗构重修的。又同省应梁净土寺的大殿,系天会二年(1124)建;朔县崇福寺的阿弥陀殿,系熙宗皇统三年(1143)建。此外,可考的还有大同葾 E 化寺的三圣殿和山门,五台善文延庆寺的大殿,曲沃大悲院过殿和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山门等。至于现存的金代佛塔,和辽代的相比,形式上大体相似,但细部略有变化:如各层向上的缩减比例渐小,基坛和初层各方面雕刻不多。立体多层塔有八层、九层的,有平面作六角形的,都于经律无据。塔身多涂饰白色以象征国号等。塔形有八角五层式的,如沙锅屯石塔,章宗泰和六年(1206)建;有八角七层式的,如冀东摩天塔,世宗大定十年(1170)建;有八角十三层的,如开原石塔,传废帝正隆元年至世宗大定三年(11561163)建;有六角八层的,如朝阳五家子砖塔,正隆二年(1157)以前建;有六角五层的,如林东街西塔。此外,杂式的更有舍利塔、雁塔、万部华严经塔以及墓塔诸式。金代经幢大体承唐、辽旧制,更普及于各处。其中梵字幢咒语多用梵书,年月题字用真书,亦有梵书一行和真书一行相间的。经幢中制作优美的颇多,如河北正定龙兴寺东方经幢,山东泰安岱庙经幢,大定准提陀罗尼经幢(现藏日本京都藤井郁邻馆内),河北卢龙陀罗尼经幢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雕塑以定州圆教院僧人净璋所造的木雕弥陀像最为著名。关中僧人法诲,以长于绘画著名,华原延昌寺壁画即出于他的手笔,其中大殿壁面八明王变相是他个人的作品,法堂华严壁则是和山水名家杨泽民合作绘成的。

 

(游  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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