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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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
作者:吕  澂    文章来源:本站收集    点击数:6404    更新时间:2007-2-10

 

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祐四年(907)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唐代接着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为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终于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但因皇子们争位的变故发生而未及实行。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这样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开展。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继成立。稍后,武后(684704)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此时新译《华严》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贤首宗也跟着建立。其后,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嵦                                                              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时(841846)就终于实现了。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成绩是很可观的。这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前后译师二十六人,即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翻译年代 629633,以下各人皆附注翻译年代)、玄奘(645663)、智通(647653)、伽梵达摩(约 650655)、阿地瞿多(652654)、那提(655663)、地婆诃罗(676688)、佛陀波利(676)、杜行顗(679)、提云般若(689691)、弥陀山(690704)、慧智(693)、宝思惟(693706 )、菩提流志(693713)、实叉难陀(698704)、李无谄(700)、义净(700711)、智严(707721)、善无畏(716735)、金刚智(720741)、达摩战湿罗(730743)、阿质达霰(732)、不空(743 774)、般若(781811)、勿提提犀鱼(约 785—?)、尸罗达摩(约 785—?)。在这些译师里有好几个中国僧徒、居士。而且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超过前人。象其中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玄奘所译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译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其中有些是属于编撰性质的)。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译师翻出的经典也多有特色,可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了。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唐代译师除上述见于经录的各家而外,还有些从现存零星译本和日本学僧“请来录”记载上见到的译人,如戒贤、菩提仙、达摩栖那、宝云、满月、智慧轮、达摩伽那、法成等)。

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这在隋代,就已编定了《仁寿众经目录》(彦琮等依《法经目录》重编)。唐初,在这一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目录有好几种。先有贞观初年的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玄琬编,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较《仁寿录》增加三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次有显庆三年(658   )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共收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龙朔三年(663)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静泰编,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另外带有经录性质的,有麟德元年编成的《大唐内典录》(十卷,道宣编)、《古今译经图记》(四卷,靖迈撰),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编成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明佺等撰),开元十八年(730)编成的《续大唐内典录》(一卷,智升撰)、《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同上)、《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同上)、《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同上),贞元十年(794)编成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圆照撰),贞元十六年(800)编成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同上)。在这些目录里,《开元录》一种实际发生的影响最大。它的入藏目录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为后来一切写经、刻经的准据。同时有华严寺沙门玄逸对于入藏各经的卷次、其目详加校定,撰成《开元释教广役历章》(三十卷,今残缺不全),这就更增加了《开元录》的准确性。

中国佛教中的宗派,最先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于智顗圆寂后即由其弟子灌顶(561632)继续弘传。入唐,有法华寺智威(?—681)、天宫寺慧威(634713)、左溪玄朗(673751)相次传承。在这几代里,因新兴慈恩、贤首各宗势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荆溪湛然(711782),一宗始有中兴之象。湛然初为儒生,二十余岁时从学玄朗,修习止观。天宝末(755顷)与大历初(766顷),曾一再辞谢征辟,专事授徒著述,宏扬自宗。但其立说,随着时代思想的开展,也渐改旧观。后传行满,再传广修(?—843),值会昌毁佛,声势骤衰。湛然别传弟子道邃,以天台学传给日本最澄,最澄回国后遂在日本开创了天台宗。邃门人宗颖、宗谞,视《法华经》与《大日经》同等,亦与日本台密以相当的影响。

另外,还有隋代已具雏形的三论宗,其祖师吉藏(549—623)晚年在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于实际、定水诸寺,得以盛弘役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时来长安讲说,能传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乌凯、智凯、智命、硕法师、慧灌等。乌凯(?— 646)在越州嘉祥寺开讲三论。硕法师著《中论疏》。慧灌为高丽学僧,后去日本开三论宗。役与吉藏同门而活动于唐初的还有慧均,著《四论玄义》,今存残卷。稍后,贞观年中有元康(或说是硕法师弟子),住安国寺,著《三论疏》,又为《肇论》作注,为日本此宗第三传道慈之师。唐代此宗后因不敌慈恩、天台诸宗的盛势,而逐渐不振。其修习禅法的,则因禅宗勃兴,也就多与合流,无所区别了。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这是一方面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一方面也因为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利益。最先,有慈恩宗,这是由玄奘(600664 )和其门徒们所建立,而以玄奘曾住过的慈恩寺名宗。他们统一了过去摄论师、地论师、涅槃师等种种分歧的说法,特别是在修持依据和方法的议论上,都用新译的资料作了纠正。他们宗奉印度大乘教中从无着、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亲光的瑜伽一系之说,即以《瑜伽师地论》及其附属论书(所谓十种支论)为典据,主张众生种姓各别,改变了过去说“皆有佛性”的见解。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即从“唯识无境、境无识亦无”的次第来作契会实相的观行。玄奘自己的主张只配合着他的翻译随时对他门徒们讲说,并没有专篇著作。他门下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632682),对于新译的经论作了将近百部的注,特别在《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大大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接着有慧沼(650714)、智周(668723),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极盛。但因理论过于繁细,难能通俗,终究归于衰落。玄奘门下还有一些新罗的学人,象圆测(613696)、道证、太贤、慧景、道伦等,也都有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传承之内。又在玄奘译传瑜伽系学说的同时,也对说一切有部的毗昙作了有系统的翻译介绍。特别是《俱舍》一论,以前曾经真谛翻译讲习而有了专门学系,所谓俱舍师,这时又有玄奘重翻本论,并介绍了《顺正理论》之说,而丰富了《俱舍》研究的内容。在玄奘门下普光、法宝等都专事讲求,相承不绝,这就使俱舍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末。

其次,律宗。从南北朝以来,由于国家对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渐严密,教内也需要统一实行戒律的作法来加强自己的组织。这就有了一群讲求律学的律师。其中道宣(596                         667)继承北朝慧光(468537)到智首(567635)的系统,专事《四分律》的宏扬。他做了《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等大部著作,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译传的新义,较旧说为长。因为道宣后来居住在终南山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同时还有法砺(569635)的相部宗、怀素(625689)的东塔宗,对于《四分律》的运用和解释,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他们的声势虽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行经过了较长时期,彼此存着分歧,不得统一。大历十三年(778),由国家发动来调和异议,也未见效,不过最后还是南山畅行,余宗逐渐衰落了。另外,义净(635713)一家也锐意讲求律学。他曾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历三十余国,留心关于实行戒律的各种作法,写成记录,从南海地方寄回国内,即矨 E《南海寄归传》。他回国之后,又大量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广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不动地将印度有部制度褹 E 植过来。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基础薄弱,显然和习惯相违,只徒有理想,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而已。

道贤首宗。此宗是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要用它来统摄一切教义的。最初由法顺(即杜顺,557 640)创立了法界观门,从《华严》所说各种法相归纳条理,作为逐步观察宇宙万法达到圆融无碍境地的法门。接着有智俨(602668)著述《搜玄记》、《孔目章》等,对《华严经》文作了纲要性的解释。到了法藏(643712),因为参加了《华严》的新译,理解经文更为透彻,他还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这样完成了教判,并充实了观法,而建成了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宗名。他的理论曾一度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传播,但不久澄观(738838)即纠正了慧苑之说而加以发扬。其后宗密(780841)融会禅教两方面,贯彻了华严圆融的精神。向后此宗即沿着这样的趋向而开展。另外,法藏门下有新罗学人义湘(625

702),他归国后即在海东开创了华严经宗。

密宗。纯粹用陀罗尼(咒语)来作佛教的修习方便,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比较新鲜的事,但因中印间交通发达,很快地就传播过来了。相继来唐的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本来修学地点不同,分别传承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及到达中国之后,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组织。接着经过一行(683727)、不空(705774)的阐述,更充实了内容,乃于一般的佛教而外,创立密教(从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带着神秘色彩,为统治阶级所特别爱好。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这样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其影响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学僧来华传习,归国开宗。但不空以后,经惠果、义操、义真等数传,宗势就逐渐衰颓。到了唐末,虽还有柳本尊那样的人远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从前代继承下来的天台宗、三论宗,都只流行于宫廷或上层知识分子之间,其向民众传播并带着更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则另有净土宗。这是从弥陀信仰进一步的开展,立宗的端绪可上溯到北魏时代的昙鸾(477 543   )。昙鸾在并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净土念佛法门。唐初道绰(562645)在寺中见到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得到启发而归心,继续提倡。他的弟子善导(613681)来长安传教,使净土信仰得到很大发展。善导还著了《观经疏》,在教理上建立根据,这样净土宗就形成了。其后怀感、少康(?—805 )等,相承不绝。唐代宣传净土教的人,另外还有慧日(慈愍,680740)。他从印度游历回来,宣传在健驮罗国得着净土法门的传授,由此别成一系,但实际和善导所提倡的相差无几。此外如迦才、承远(712802)、法照(?—821 )等,也都致力于净土的宏传,遂使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最后还有禅宗。北魏时菩提达摩在北方传授禅法,以《楞伽经》(刘宋译四卷本)为印证,就有了楞伽师一派。唐初,黄梅双峰山有道信禅师(580   651   ),他和三论宗的人有些渊源,故在楞伽禅法而外,还参用般若法门,但后人仍视为继承达摩的嫡系。同时从三论师昊法师出家的法融(594   667)从事静坐,据传说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为一系牛头禅(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头山而得名),传承了几代。但道信直传的弟子是弘忍(601   674   ),移住东山,传法四十余年,门人多至千数,尊其所说为东山法门。他的门人中著名的有神秀(606706)、智诜(611)等十余人。慧能后还岭南,提倡顿悟法门,又结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刚经》,不专主坐禅,这样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规、信奉《楞伽》、主张渐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渐成为南北两宗的对立。慧能门下怀让(677 744)、行思(?—740  )等都在南方地带活动。开元以后,由神会(668   780   )在河南进行宣传,并力争正统,指摘神秀和其门下普寂(651 739   )都未得弘忍传衣,不是正系。这样造成慧能为达摩以来的直接继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禅的势力大增。但神会的一系(后来形成荷泽宗)并不太盛,而扩大传播的还是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家。南岳下传承的有马祖道一(709788),再传百丈怀海(720     814)、南泉普愿(748 835   )。百丈传沩山灵祐(771 853)、黄檗希运(?—855)等。南泉传赵州从谂(778 897)等。青原下传承有石头希迁(700790),再传药山惟俨(745828)、天皇道悟(748807)。天皇传龙潭崇信,再传德山宣鉴(780865  )。会昌以后,更从这些传承形成支派。象沩山传仰山慧寂(807   883                  ),后成为沩仰宗。又黄檗希运传临济义玄(?—867   ),后成临济宗。再后曹洞宗、云门宗成立于唐末,法眼宗继起于五代,合为五宗。又从百丈起,制定清规,使禅院从普通律寺(即依照声闻戒律规定组成的寺院)分离而独立,这就更便于集合多数学人共住习禅。它简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无佛殿等,也更适合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新开辟地区的情况,而易于推进佛教的发展。禅宗从慧能以后,本来转向平民,不重视文字的研习记诵,但是数传之后,学人兼重知见,依旧不能放弃文字的修养,因而它的影响所及,还只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不过比较起一般讲义学的宗派来,禅宗总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禅师(540 594)创立的三阶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门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瑀、高熲   等的外护,仍隐然保全实力,延续到唐代,又在长安恢复了相当的盛况。著名的寺院有化度(原为实际寺)、慧日、光明、慈门、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为其中枢,无尽藏院就设立于此。到了武后证圣元年(695),才明令判为异端,将该教的典籍归之伪杂符录一类。圣历二年(699),又令限制学三阶教的只能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所行都视为违法。后至开元元年(713 ),废止无尽藏院,断绝了三阶教的经济来源。开元十三年(725)更对三阶教徒作了比较彻底的处分,原来有些寺院里的三阶教徒别院居住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与众杂居,并还销毁了三阶教所有《集录》四十余卷(依《开元录》所搜集,凡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许再行诱化。尽管如此,三阶教的潜势力依然存在。如贞元年间编纂《贞元释教目录》的圆照,即对三阶教有好感。他曾编辑《信行禅师塔碑表集》五卷(著录于《续开元释教录》卷末)。在《贞元释教录》内还收载由化度寺僧善才请准入藏的三阶《集录》四十四卷(五帙)的目录。附载牒文并说到当时长安城内五十五寺各有三阶禅院,住持相续二百余年,僧尼二众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后终归衰落,大约在唐末就绝迹了。

唐代佛教除了通过上述各宗派的教义宣传对于群众发生作用而外,还有直接和群众生活联系以传教的种种活动。如岁时节日在寺院里举行的俗讲,用通俗的言词或结合着故事等来作宣传,这些资料大都写成讲经文或变文(所讲的经有《华严》、《法华》、《维摩》、《涅槃》等)。又有化俗法师游行村落,向民众说教。有时也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至于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如长安慈恩、兴唐等寺培植牡丹花),遇到节日开放以供群众游览,或更约集庙会,这都间接有传教之效。当时民间一般佛教徒的崇拜对象有弥勒、弥陀、观音、文殊等佛、菩萨。特别是因为《华严经》中说及文殊常住在清凉山,别号清凉的五台山遂被看作文殊的道场,而成为佛教信仰的一个中心地点,后来又经密教信徒的并力经营,寺院建筑愈加发达。

入唐以来的佛教由于急速的发展,它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时有高下优劣之争,并在思想上也加剧了冲突。在道教方面,唐初有教徒傅奕向高祖七次进言,抨击佛教,怂恿实行佛教的沙汰。沙门法琳和其弟子李师政分别作了《破邪论》和《内德论》,反驳傅奕。接着有道教徒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辩正论》,予以反击。这样两教的激烈冲突,结果是法琳受到发配益州的处分。其后,在朝廷的内殿里时常举行佛道的对论,其论题涉及道教最高概念的道和佛教所说菩提的同异,又考核到《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后来武宗的破佛,虽由于国家与寺院经济上矛盾发展至于不能调和而发生,但表面上仍是以道教徒赵归真的进言为契机,而结合到佛道之争的。

另外在儒家方面,本来与佛教的争论较少。从隋代吉藏以来,佛教徒一贯以人天教看待儒家。象吉藏在所著《三论玄义》里的判释,即说儒道都是外道,还比不上佛教的声闻乘。唐代宗密著《原人论》,也采取同样的见解,但儒者对于这些议论未见有何种反感。大概他们以为儒佛原是以世间道和出世间道来区分的,高下的看法倒不必拘泥。直到了中唐,韩愈才奋起对佛教竭力攻击。他写了《原道》一文,说佛教是教人无为而徒食,是无益于国家的。又说佛教外来,系夷狄之法,和儒教相违。他主张驱使僧尼还俗,焚毁佛经,改寺院为民舍。他又上表论佛骨,以为是枯骨秽余,应付之水火,永绝迷信的根本。这样直率的辟佛议论,曾给后世以很大影响。不过佛教的重要思想依然浸润于一般思想界。特别是经过天台、贤首两家组织过而带着调和中国原有人性说的理论,很容易为儒者所接受。如梁肃服膺天台宗的湛然,写了《天台止观统例》一文(786 年写成),就是将佛教的修止观看成和中国旧说穷理尽性一样,而以止观法门之所为乃在恢复实际即所谓人性之本。这样提出了复性之说。其后韩愈的门人李翱更结合禅家的无念法门和天台家的中通观,写成《复性书》,即隐隐含着沟通儒佛两家思想之意。如此倾向也见于佛家。如李通玄用《周易》之意解释《华严》,澄观也吸取其议论,其门人宗密相继用《周易》四德以配佛身四德。这些都开了两家理论转化的端绪。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对文学、艺术等方面带来不少影响。首先在文学方面,由于俗讲流行,创作了变文等作品。其次艺术方面,促使佛教艺术更有所推进。如在唐代东都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北魏时代就经营造像,有了相当的规模。唐代从高宗到武后时约五十年间(650   704),又在那里大加营造。雕造奉先寺大佛(连胁侍菩萨、罗汉、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称九龛洞),并于西山遍筑佛窟,且续开东山各窟。其大佛造像相貌端严,表情温雅,衣褶简洁,菩萨像装饰华丽细致,允称杰作。唐代造像在龙门而外,还于山西太原天龙山、甘肃天水麦积山、敦煌莫高窟、山东历城千佛崖、四川广元千佛崖等处开凿石窟,雕塑佛像。其中敦煌诸窟采塑各像,表情柔和,接近生人,尤有特色。至于随着变文的发达,创出多种多样的经变画图,常常在全幅中综合表现整部经文的重要内容。有时带连续性,展开画面以表白故事的次第经过。这在壁画中别具风格。现今犹存于敦煌石窟的,即有弥陀净土变、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维摩》、《法华》、《报恩》、《天请问》、《华严》、《密严》等经变。至于唐代佛教的建筑,殿堂遗构在五台山有南禅寺、佛光寺之大殿。塔的形式则始创八角形的结构,如玄宗时(745)在嵩山会善寺所建的净藏禅师墓塔等。另外经幢的制作极多。由于新译《尊胜陀罗尼》的信仰普遍,刻陀罗尼的尤到处可见。其形式常为八面,后更发展有数层,还雕刻了佛像等。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在国外发生影响。当时新罗和日本的学僧很多来中国得到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开宗,中国高僧也有去日本传教的,如此相承不绝。新罗在唐初有义湘学法于智俨,太贤、道伦受学于玄奘之门,后来还有惠日从惠果传胎藏密法,法朗得法于禅师道信,其弟子信行又受北宗禅于志空(普寂门人),道义受南宗禅于智藏(道一门人)。他们分别在国内传贤首、慈恩、密宗、禅宗之学,禅宗还蔚成禅门九山,极一时之盛。日本学僧入唐求学之风尤盛。唐初,道昭、智达、智通来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玄昉来从智周受学,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又先有道璿赴日讲《华严》等经,继而新罗审详从贤首学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华严宗。又日僧道光先入唐学南山律,后鉴真律师赴日传戒,成立了律宗。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时代(710774  ),连同先前传入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又附随法相学传入的俱舍宗,并称为奈良六宗。其后日都由奈良迁去平安,而入平安时代,又有最澄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受学,归国创天台宗。又空海入唐从惠果受两部秘法,归创真言宗,于是日本的佛教便备具规模了。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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