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龙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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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冶法师
作者:比尔·波…    文章来源:摘录自《禅的行囊》    点击数:8699    更新时间:2011-12-2

 

寿冶法师19082001),当代高僧,江苏无锡人,俗姓袁。1928年依上海普济寺德松法师披剃出家,次年于南京宝华寺受具足戒,其后赴常州天宁寺参学,并至镇江金山寺习禅。1934年任上海普济寺住持,翌年接任山西碧云寺住持,并将普济寺改为十方丛林,方便南来北往的僧侣挂单,其足迹遍及中国四大名山圣地。1936年,寿冶法师在山西五台山广济茅蓬闭关,历经四年,刺血抄写《华严经》一部八十卷。1949年春至1972年,他又先后于越南、柬埔寨、美国等地建寺造像、讲经弘法,并墨写完成第二、三、四部《华严经》。1970年后,寿冶法师赴美国定居新泽西州,建光明寺,成立美国佛教研究会,并出任纽约大乘寺住持。1979年起,法师先后数次组团回国朝礼四大名山,并资助各地寺院。他热爱祖国家乡,大力资助修复如皋定慧寺和无锡开原寺,对故乡的敬老院和幼儿园等公益事业也慷慨解囊资助,受到家乡僧俗的称誉和尊敬。200148日,寿冶法师在美国纽约圆寂。

 

                            

  

……寿冶是最初带我学习佛法的入门师父。我们结识于美国,那时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watermelon”(西瓜)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英文单词,而我的中文也好不了多少。但这并不妨碍他启发我亲近佛法,进入到这个由佛、法、僧三宝组成的世界中去。  

   

那时我对寿冶的来历一无所知。过了很久之后,当我在台湾和大陆旅行时跟人提起和谈论他,才开始慢慢知道他的过去。寿冶在清朝末年出生于大运河边的港口城市无锡,他是家中五个孩子里面最小的。父亲是个小生意人,还没等到他成年便已去世。十二岁时,寿冶被送到上海的铁匠铺里做学徒。那时,他开始对武术感兴趣,还为此专门打造了一根五十斤重的铁棍,每天勤练不辍。  

   

二十岁上,他的母亲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但此时的寿冶已经对红尘世界产生了厌离之心,在距婚期还有一个月时,他从铁匠铺不告而别。大婚之日,新郎踪影全无,只好由寿冶的姐姐打扮成男人,将婚礼勉强应付过去,而寿冶再也没回来。此时,他已决定皈依佛门,并在上海普济寺跟随德松法师出了家。德松把他带到杭州剃度,又去南京宝华寺受戒。之后,师徒二人一道去了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据说,当他们来到五台时,山上风雨交加,数日不息。几年之后,寿冶又独自回到五台山,挂单在碧山寺,并自建一座小茅篷,过了一段山中修行的生活。  

   

山中修行的意义对于修行者来说,就如研究生院之于世俗世界中人,修行者首先需要在寺院、道观或者儒家的书院里跟随师父学习,而在此之后,如果他们想发展自己的法门,就会选择入山修行。当然,这种独立的学习可以在任何远离尘嚣的环境中进行,不一定非在山中,也可以隐于大泽,或者沙漠之中。但入山似乎是所有修行者的第一选择。入山的根本目的是隐居独处。并非所有人都适合独处,但对于那些希望超越教法的字面含义,进入真正领悟的修行者来说,独处时必不可少的。在中国,所有选择隐居修行的人,其目的都不是抛弃其他人,而是通过隐居修行来获得救助他人的方法和能力——自助,而后能助人。在过去两千年里,五台山的冰天雪地比中国其他任何山峰都更受修行者欢迎,这当然并不是因为它的风景格外宜人,而是因为它能带给修行者强大的力量。  

   

在南台隐修了一年之后,寿冶曾短暂地回过一次上海,去接掌德松传给他的普济寺方丈之位,旋即又回到五台山,依止在距离碧山寺不远的广济茅篷。广济茅篷的主持海禅在1888年出家之前,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武术大师之一。自幼习武的寿冶与海禅甚为投机,于是随他继续学习武术。习练了几个月少林功夫和西藏功夫之后,寿冶决定还是应该独自修行,于是在附近又建了一座茅篷,闭关参研《华严经》。  

   

《华严经》所记,为佛祖成道后于禅定中对上乘菩萨所说之法。他认为这遍摄一切教法的圆满讲授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难懂了,因此讲过一遍之后就再不复讲。寿冶迷上了《华严经》,他认为,参研华严妙法是最佳途径莫过于刺血抄经。  

   

1936年秋天,寿冶开始抄写全文共六十万字的《华严经》。每天他都要割破手指或舌头取血,将之混合于一种植物酒精溶液中以避免血液凝结,然后写上五百到一千个字——那可不是什么蝇头小楷,每个字都足有一元硬币般大小。就这样写了将近四年,他的身体因为失血而变得极其虚弱,但他一直坚持着,终于在1940年夏天抄毕全经。接着,他又用墨书抄写了三遍。  

   

寿冶的虔诚精进令众僧大为钦服,于是请为碧山寺和广济茅篷主持——其时他年仅三十二岁。五台山上的大多数寺院是“子孙庙”,即住持须经师徒相授的传承制度;只有碧山寺和广济茅篷为“十方丛林”,对一切受戒僧众开放,可以邀请山外名宿住持。因此,朝圣的僧人来到五台山,无论是停留数天还是一住经年,大多选择十方丛林挂锡。其时正值抗日战争的战乱岁月,寿冶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计,还要照管避乱于两寺之中数百名僧人的生活。他设法从同样由自己担任住持的上海普济寺转来大笔钱财,帮助山上的僧人渡过难关。  

   

1949年,寿冶选择了离开。他相信大陆的宗教政策重新开放只是早晚问题,因此并没有像其他高僧大德那样随国民党势力前往台湾,而是在香港和西贡两地间往返居留,并随时准备回到大陆。但形势并没有很快好转。1970年,他终于接受了一份邀请前往纽约。第二年秋天,在纽约城外北郊的一座寺庙里,我和他相识了。  

   

根据碧山寺的记录,寿冶的血书《华严经》已于“文革”中被毁,另外三份墨书抄经也同时遭劫。然而,在纽约郊外的那次禅七期间,寿冶却从佛坛背后的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了他的血书《华严经》给我看。我完全被惊呆了。他是我平生遇见的第一个和尚,其风度令我深深折服。第二天,我就决定在寿冶门下皈依三宝。  

 

        

    

 

寿冶始终没有学会英语,因此他的弟子大多数是纽约地区的华侨。后来我听说他喜欢上了鸽子,并常在郊外坐车兜风。“文革”结束以后,寿冶回过几次中国。后来我在许多佛教名山都见过他留下的书法。但不知为何,寿冶并没有留在国内,最后还是回到了美国。2001年,他在纽约圆寂,享寿九十四岁。他走的那夜是农历三月十五,月圆之夜,听说五台山上下了大雪。是山在想念他了。我也是。

 

                  

 

 

我在寿冶的墓塔前坐着,直到日影西斜。墓塔周围的山林开始变暗,提醒我该回寺里去了。我点了几炷香,向我的老师顶礼。西瓜上市的季节还没到,我只能在塔前给他留下几块饼干。我一直后悔没能面谢师父的教诲,他指点我的不仅是经书里的佛法,更是身体力行的佛法,这足以令我受用终生。转身离去的时候,我注意到几只正觊觎着塔前饼干的喜鹊。墓塔周围还有野绵羊留下的足迹。显然,这儿的访客不只我一个,我留给师父的小礼物想必要由这些家伙来享用了。但这又何妨。取予间的因果,岂是因我而定?

 

 

         ——摘录自《禅的行囊》([美]比尔·波特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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