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华文化与佛教”，关于二者的关系已经形成共识，佛教是中华文化的构件和表现，是总与分的关系。正如赵朴初先生当年论述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次会议主题把中华文化与佛教并列放在一起，是强调和突出佛教，重点研讨佛教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包括佛教作为传统文化当下对众生、社会、国家的利益与功用。中国古代对待文化的观念是继往开来，即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言：“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当今中国已经从政治层面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第一次将弘扬传统文化写入国家级的文化规划纲要之中，习总书记更是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佛教道场也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去发现和挖掘现实价值，是人间佛教入世精神的体现，也是佛教界的使命。在此，我向大家汇报和分享一下自己的思考。

一、动态地把握佛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为什么说要动态地把握呢？中华文化是有传统的，首先，传统这个“传”字就是动态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是一代又一代继承续传的文化，历代都有丰富、发展和变化，如果失去动态的把握，就是食古不化，就成了教条主义，和佛教缘起的精神也是违背的；其次，还有 这个“统” 字，体现一个统一性，指的是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民族思想观念、外相表征在长期历史变化中稳定的一面， 好像是静态的，不变的，其实不然，比如佛教，在先秦的文化中就没有，后来影响越来越大，就融入其中，形成新的统一，构建新的传统。今天全球化和体系中，我们也接受了外来的新文化，在未来也有可能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华文化是历史的，用佛教的话说，也是无常的、与时俱进的，必须从动态中去把握，动态的也一定是开放的、圆融的、和谐的。

　　现在对中华文化的讨论比较热，但对其把握还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中华文化是个宏大的主题，如同文化难以定义一样，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准确定义的概念。但有很多学者也试图从某一侧面去给出定义，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但有的定义是有问题的，借鉴百度百科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道互补为内核，还有墨家、名家、释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近代西方文化等文化形态。”显然，这个定义没有顾及佛教对中国文化巨大影响，已经成为主流的历史事实，将其与墨家、名家、回教类、西学格致类等并列，排挤到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外，从地位上降格为支流与补充。

　　众所周知，佛教尽管发源在印度，但经过两千多年的本土化过程，即学界所谓中国化、化中国的过程，事实上已和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再也分不开，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一尊鼎，佛文化与儒文化、道文化， 就是缺一不可的鼎足，这早已是共识，不用赘述，因此，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说佛教是外来的、是别人的、是补充的，佛教已经内化融合，就像外取的食物，经消化吸收，营养为自我的血肉一样。

　　在佛教初入中土的时候，作为外来文化，与当时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有很大冲突的，即使到了唐代，韩愈也写过著名的《谏迎佛骨表》，排挤佛教。而佛教本身具有一个适应性很强的思想系统，不断自我革命，入乡随俗。比如儒家讲究孝道，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看我们出家人，不但剃头，还单身不娶，即是不孝。但佛教不是曲意逢迎儒家的形式标准，而是与儒教进行实质的沟通。佛教也推出许多感人的孝道经典，如有名的《地藏经》《盂兰盆经》《父母恩重难报经》，从根本上阐扬孝道。其他的三藏十二部之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佛教的孝亲思想。我们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普贤十大愿，就是根本的孝道。比如，第九愿是“恒顺众生”，第十愿是“普皆回向”，是对儒家孝道是升华，是人间至大无上之孝。

　　中国本土文化具有特别开放和包容的精神，宋代以后，三教就圆融了。现在若还有人再提佛教外来的问题，甚至将佛教排斥在中华文化的主流之外，就是无知了。

　　总之，佛教是外源内化的中华文化，早已浸入中国人的血脉，内化为中国百姓的精神，成为中国百姓的信仰。在儒、释、道三教当中，从现实的角度，佛教群众基础相对较好，应当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最重要的载体。

二、现实地理解“显密圆融”的问题

　　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发展了一千八百多年，受回教侵入，大约在十二世纪后就衰微了。而在中国本土继承了印度佛教全部内容。大乘佛教，于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逐渐也形成以显教为特色的汉传佛教、以密教为特色藏传佛教。

　　密教不仅在藏地传承，对汉地的影响也很大。到唐朝初年，汉译佛经中已经出现了100多部密咒密法方面的典籍。只是在历史的动态发展中，受不同地域人文背景的差异，才在嗣后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各自的传法特色，但汉藏佛教内在的血缘割舍不断，根本教义完全一致，并一直保持沟通和延续。

　　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佛典5962部，数量极为庞大，毫不逊色汉译大藏经。汉藏两地藏经互为补充，是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智慧宝库。此外，显宗和密宗在教法上也有很多接轨之处，两地佛教法流交融，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亲情。显与隐、繁与简、名与实等差异，并不影响精神内核的同一性和根本信仰的一致性，以及藉此建立起来的血浓于水、荣辱与共的民族之间的情感关联。

　　藏传佛教在蒙、满等民族影响深厚，在汉族中也有众多的信徒。在当下的现实中，“显密圆融”，体现为整体佛教相协调的正常态势，而非人为设置宗派壁垒。任何在两地两宗之间形成的隔阂、歧视和孤立，都应当通过有效沟通和建立智慧平台予以消除，从而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促进不同民族互信、友好，不啻为中华文化发展的现实之路。

三、发展当代社会所需要的佛教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佛教，是对中华文化的高度重视，更是对佛教的期望。近代新文化运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对中华文化、包括佛教产生了严重冲击和负面影响。前面讲了，要动态的把握中华文化，包含了将传统纳入历史去看待，更包含将其放到现实中去运用，使佛教更适合当代社会。用佛教的话讲，就是要契理契机。

　　契理，契合佛理；契机，就是契合人心。按太虚大师的说法就是：“探求佛法的真实而求所以适应，使佛法有利于人类，永为众生作依怙。”同时，契理，也应圆融世俗之理，站在社会政治的层面，包括契合国家大政方针的理，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现实发展服务。“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就时下而言，寻求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路径，则也是顺应当下的人心，是为契机。

　　佛教讲究众生平等，内部的管理自古就是民主的方式，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有极好的调适性。从实践上看，信众的数量、道场的发展都相对较好，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最重要力量。近代，佛教变革以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佛教”的思想为发端，印顺大师沿着这条思路，以虔诚的信仰和严谨的学术提出“人间佛教”思想，成为当代佛教发展的主线。顺着这一主线，中国佛教也日益建立起入世人间的文化自觉，主动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参与中华新文明的创造，佛教文化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只重要力量。

四、结语

　　在十九世纪末，佛教在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局面中急切寻求生机，许多爱国僧人背负振兴佛教和振兴中华的使命，没有借佛法以避世偷生，而是积极入世投身革命，秉承“救苦救难”的菩萨精神，救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他们既是佛法的践行者，更是民族的仁人志士。

　　今天，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和平环境中，新的社会矛盾以各种新的形式呈现。如何对治？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念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现时代，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鼎足，要敢于担当，绝不可随同俗流，淡忘本怀；也不可隐遁山林，沉沦不振，当代僧人应该坚守爱国爱教的底线，为国担当，为民请命，利乐有情。

　　最后，以太虚大师1938年所著的《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中这首著名的偈颂收尾，与诸位共勉。颂曰：

　　仰止在佛陀，完就在人格。

　　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

（本文为2015年成都“中华文化与佛教”研讨会参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