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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编委会序《两个千年与两个百年》

丛书编委会序

《两个千年与两个百年》

  回顾,中国佛教二千年。

  公元前2年,是汉哀帝元寿元年,中亚地区的大月氏使臣伊存前往中土,向西汉时期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了《浮屠经》。这是迄今见诸正史、被明确记载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

  1998年,经赵朴初(1907年-2000年)会长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确认,以“伊存授经”作为“佛教初传”的历史标志。随后,经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并报请中央领导批准,由中国佛教界和中国学术界联袂,在1998年度举办了“中国佛教二千年”的盛大纪念活动。

  在迄今两千余年的岁月长河中,中国佛教以其般若圆融的法性,不断适应着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发展,为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回顾这两千余年,可以看到中国佛教经历的几多风雨与辉煌。

  从前述的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至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千年。

  在这一千年中,前582年是中国佛教早期的“译传阶段”,佛教从初传时与中国本土思想和现实社会的简单结合,转向旨在追本溯源的大规模佛经翻译与佛教专题研究。在此五百多年中,更成熟、具有更浓厚的中国特色的佛教不断茁壮。“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道安(312年-385年)、“中国佛教文化开拓者”慧远(334年-416年)等高僧使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取得了独立地位,也确立了中国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处世立场。

  隋唐时期(581年-907年)被称为“中国佛教鼎盛时期”。此时期在“译传阶段”的基础上,以“东土释迦”智顗(538年-597年)开创天台宗为始,不同的派别都以一定的印度佛教经典作为立宗、判教的依据,创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六祖”慧能(638年-713年)予以弘扬光大的禅宗,被举世公认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此时期的中国佛教各宗充分发挥创造性与协调性,可称为“创造阶段”。

  在中国佛教发展5个世纪前后,今日盛行巴利语系佛教的柬埔寨、泰国、缅甸诸国,已与古代中国交往频繁。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上半叶,是藏传佛教持续约200年的“前弘期”。中国佛教三大语系俱足的格局,逐渐形成于第一个千年的尾端至第二个千年之初。

  在第一个千年的尾端,中国佛教历史也记录了黑暗的一页。唐末及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除禅宗之外,佛教各宗都出现了暂时的衰败,甚者其主要经典都已失传。但随着宋代(960年-1279年)的建立,中国佛教的历史进程重新走向高潮。中国佛教的第二个千年,以开创“咸平之治”的宋真宗在即位后亲撰的《崇释论》宣告开始。

  复兴的佛教,在规模、人数等方面很快胜过前朝,各种主要宗派都得到恢复与发展。宋孝宗明确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佛教,从此在中国走上了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之路,且从未退转。

  宋、元、明、清四朝,直至公元1898年,是中国佛教的“融合阶段”。“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在清代盛世的空前的广大版图上和众多人口中,佛教的踪影几乎处处可见。这900年间,佛教空前广泛且深入地与中华文化进行了全面结合,特别是借助于诗词、剧作、小说等文学形式及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佛教在中国已在方方面面融入人们的生活,“日用而不知”。佛教文化,成为民间风俗以及中华民族心理、思维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派生出地位仅次于佛、有具体司职的“菩萨信仰”。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菩萨信仰日益深入,出现了能够帮助信徒逃脱现实苦难,实现梦想的“四大菩萨”,即分别代表”大智、大行、大悲、大愿”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与地藏菩萨。与此相对应,中国境内的四座名山也成为了“四大菩萨道场”:山西五台山即文殊菩萨道场、四川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浙江普陀山则是观音菩萨道场、安徽九华山是地藏菩萨道场。明清之际,“四大佛教名山”已形成中国佛教的著名传播中心。

  在宋、元、明、清四朝,高僧辈出,且大多以出世情怀做入世事业,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直至近代“念佛不忘爱国”。这种独特的民族性,再次体现了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与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

  1898年,以“戊戌变法”为转折点,古老的中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迈上了新台阶。1898年至1998年,在第二个千年的最后一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中国佛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走出了封建时代并逐渐成熟。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曾在《清代学术概论》提及,“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1865年-1898年),在“戊戌变法”中慷慨献身,其以佛教为主旨的重要著作《仁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本世纪上半叶,因应儒家伦理、基督教慈善与科学思潮,中国佛教迎来了诸多变化。民国初年,生活在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太虚大师(1890年-1947年)认为: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唯佛教思想倡导和平与慈悲,中国佛教应当积极推行“人生佛教”,如他在《人生的佛教》中所说:佛教的本质,是平实切近而适合现实人生的,不可以中国流传的习俗习惯来误会佛教是玄虚而渺茫的;于人类现实生活中了解实践,合理化,道德化,就是佛教。太虚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其内涵是——人成即佛成。

  其后出现的“人间佛教”是对“人生佛教”的推进,诸多高僧大德都曾提倡并践行人间佛教的思想。“人间佛教”具有六大特点,人间性、生活性、利他性、喜乐性、时代性与普济性。

  而上述六大特点,恰恰是佛教两千余年历史的真实总结。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出生、在人间成道、在六道各地为六道众生说法、在人间入灭。他并非虚拟的神灵,以佛教的观点来说,“佛是觉悟之人”。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围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他在经典中告诉人们为人处事的正确心态。佛法并非只是出世间法,反而更加贴近人的需求。佛教强调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尤其大乘佛教更注重“自利”与“利他”。佛教徒常行慈善事业,便是“利他”思想的表现之一。释迦牟尼佛长久以来即发愿要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佛教也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永久的、究竟的快乐。释迦牟尼佛所说过的教法一直存于世,仍然清晰而正确地的指引着人们。可见,佛法可以随时间的改变,以不同方式与人们的心灵相应。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佛教的基本宗旨,都希望能救度一切的众生,不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佛教徒或是非佛教徒,众生平等,从无例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佛教从此也进入新的时期。1953年5月,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爱国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赵朴初居士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

  当中国佛教迎接一千九百八十年的时刻,新中国又一次迎来时代变化。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重新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社会思想得到了新的解放。其中,对宗教、对佛教的认识也面向现实、面向实践、面向真理,逐渐发生了变化。

  自此开始,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各民族佛教徒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作出着重要贡献。

  1980年底,赵补初居士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随着时代的更迭与前进,人们需要更有深度、永续的心灵佛法。人间佛教,依然具有其时代性的作用。1983年,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今后中国佛教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就是人生佛教,是继承人生佛教而来的,其核心思想是:立足于人生,趣向于佛陀。

  赵朴初居士融佛法于时代,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和平统一、推动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佛教百废待兴,朴老殚精竭虑,推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并结合国情和时代的需求,指明了当今中国佛教发展的大方向。赵朴初居士是20世纪中国佛教界公认的杰出领袖,深受海内外广大信教群众的尊重与爱戴。

  经历二千年的水乳交融,中国佛教几乎已与每一位国人的心灵生活无法分割。在中国佛教迈入第三个千年的同时,新中国也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阶段。中国佛教,需要与国家、民族共同腾飞,需要不断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人民提供呵护心灵的资粮与能量。

  展望,新中国的两个一百年。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21年,举国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了“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一个奋斗目标。过去的一百年,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全中国的不懈追求。

  不久之后的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我们需要完成“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二个奋斗目标——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展望下一个百年目标,中国佛教应该做些什么?或许,我们可先明确一下中国佛教的优势是什么?再看它所能作的贡献。
中国佛教的优势,在于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佛教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佛教与其他文化、民族、国家的充分协调与适应。中国佛教在保持纯正的佛教基本教义的同时,从来都不脱离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而去寻求单纯的自我解脱,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

  第二,佛教三大语系的团结与统一。中国是世界上共存佛教语系和宗派最多的国家,且只有在中国才拥有各语系、各宗派团结、统一的局面。中国自古从未因宗教而发生过战争,三大语系相互尊重,中国民众对三大语系尊奉如一。诸系、诸宗各自独立发展,在教理教义上相互交流圆融,法法圆融而又法住本位,达到新层次的圆满结合,将是中国佛教在新百年中的大课题。

  第三,佛教极具文化、艺术的内涵,丰富且深厚。二千年的中国佛教,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增添了无数的瑰宝。中国佛教在中国文化历史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懂得中国文化,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懂得中国历史。这座文化宝库,可造福当代与未来。中国佛教身在宝山,应多设方便法门,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佛法真谛传播世间。中国佛教的文化工程应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旗帜之一。

  第四,佛教对生、老、病、死等人生际遇的终极关怀。中国佛教与民众的人生际遇息息相关,僧众作为人天师表,自古便为信众解答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禅门公案记录了无数生动实例。佛教要复兴,离不开民众的崇信;而民众的崇信,离不开佛教对民众的关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悲喜舍,是重要的形式。新的百年里,中国佛教应成为中国民众最亲切的师友,启迪智慧,净化人生,以法施正信教化;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资生奉献,行菩萨道,建人间净土。

  第五,佛教对亚洲、世界的和平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佛教对亚洲的影响,特别是在中、韩、日三国佛教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也是赵朴初会长长期倡导并辛勤从事的“黄金纽带工程”的丰硕成果。中国佛教不仅促进着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往来,而且对欧美各国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作为中华文化的特殊体现,中国佛教已在“第一个一百年”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第二个一百年”的进程中,让佛教文化之灯世代相传,让佛陀智慧之光人天普照、法轮长转,是每一位佛教界人士、爱国人士的笃定志向。

  法不孤起,仗缘方生。2022年,是我们回顾与展望的一年。未来,充满不可思议。面向未来,作为普贤菩萨道场已一千多年的峨眉山,将继续坚守“文化立山”的初心与职责。故此,特别推出《峨眉山禅茶文化系列丛书》,“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峨眉山禅茶文化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  释永寿

202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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