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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文化 第三节 华严三圣

第三节|华严三圣

  文化,以人为本。

  佛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数万条词汇,其中既有我们熟知的“真谛、无常、净土、慈悲、菩萨心肠……”也有大众不太知晓的“现在、如实、实际、不可思议、回头是岸以及大千世界”等等。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1907-2000),在其编著的《俗语佛源》中收录了最影响中国人的五百余条佛家用语,其中指出,“世界”这个词汇,起源于佛经,并且佛教所说的“世界”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地球范围。

  在著名佛教经典《楞严经》第四卷中,佛对阿难说:“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众生世界中,“世”代表了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共三世;“界”代表了空间,东、西、南、北、上、下等,共十方。佛教的“世界”,时间与空间本不可分。

  时间,在“历史”中凝聚;空间,由不同“区域”组成。在上一节《 大千世界》中,简述了截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以前的四大古文明概况,旨在说明在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中,在不同区域诞生了多源头的文明,合为“世界文化”,恰如此文的主旨——《世界,是一座取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因此,峨眉山禅茶文化系列丛书中的“文化”概念与文化范畴,具有多样性、多维度的特点,而非单一、单向。同时,此“文化”概念又具有统一的特点,即“以人为本”。

一、“以神为本”的西方与“以人为本”的东方

  我们先将目光投向世界的西方。

  公元17至18世纪,欧洲兴起了“启蒙运动”,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也是继14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倡导用理性之光驱散愚昧的黑暗。“愚昧的黑暗”往往暗指欧洲的中世纪(5世纪后期-15世纪中期),这是传统上被认为是欧洲文明史中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与思想的转型期。在冲破欧洲中世纪的“神本主义”文化中,“人本主义”思潮取得了极大成就,随后发展为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文化”。这一次的文化转型,为近现代西方取得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科技文化、人文文化的跨越式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基础。

  回溯至原始社会末期,古代人类普遍信奉“泛神”的图腾崇拜,崇拜自然界中的某些具体事物,相信有众多神灵的存在而衍生出多神体系,故又名“多神教”。随着进入奴隶社会,西方走向了信奉“一神”的宗教信仰,认为宇宙中只有一个至上神或主神。这种超自然神灵的“有神论”,使西方开始奉行“以神为本”的“神本主义”。所谓“神本主义”,即是以“神”作为整个社会、国家的最高主宰,强调“神”是全宇宙的创始者,比如:万物都源于上帝、依靠上帝并最终归于上帝。因此,在“神本主义”的社会,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意义和价值,也必然依归于“神”。这种倾向与观念体系带有“绝对服从”的意味,致使西方的文化具有相对单一、单向的传统,甚至产生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讲到“二元对立”,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分别”,这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本能。获得“非此即彼”的知识相对容易,但若对事物的分辨等同于“非此即彼”,必然会给人类自身制造出众多认知上的障碍与烦恼。自古以来,拥有智慧的人们都会努力突破并超越自己的感觉与本能,并以特殊的眼光与思维方式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真相”。因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存在,我们不应以绝对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去思考一切问题。

  美国心理学家、“后人本心理学”的先驱者、理论家肯·威尔伯(Ken Wilber)在《事事本无碍》一书中说到:当人们看到海岸线,便直观认为陆地与海洋被海岸线分割。然而,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恰恰是这条海岸线,将陆地与海洋连结在一起,二者紧密而无法分割。

  与西方不同,位于世界东方的古代中国,当人们从信奉泛神的图腾崇拜中走出,却转向了另一条“光明之路”——早在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古代中国便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并且,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中国古人认为,万事万物都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此可以变成彼,彼也可以变成此。正如《阿含经》中所载:“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在大千世界中没有独立存在的事物,事物之间彼此关联,任何事物都因各种条件的相互依存而处于变化之中。一切,皆为“缘起”(梵语pratītya-samutpāda)。在华夏大地,无论是“顿悟成佛”、“修炼成仙”或是“超凡入圣”,都是为了破除偏执、突破人类的局限性,获得超越“分别”、圆满融通的智慧。

  在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与其特征,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先进优势。在我国,“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人文智慧是古人在总结历史经验之后所产生与发展。放眼全世界,中国的历史著作最系统、最完备,比如“二十四史”以及众多辅助性的历史资料。每一个朝代的政权相对稳定后,都会制定礼乐并修史。“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旧唐书》中就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对历史的看法:“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朝历代不断分析、总结历史上的得失与成败,作为当下与未来需要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在西周建立前,华夏大地上经历了夏(约前2070-前1600)、商(约前1600-前1046)两代的交替兴亡。夏发端于“大禹治水”,彼时洪灾严重,民不聊生,大禹治理水患,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因此被百姓拥护而建立夏朝。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生卒年不详)却荒淫暴虐,《尚书·汤誓》中记载了当时苦不堪言的百姓发出的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随后,商部落在成汤的带领下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商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早期相对成熟的文字即为商朝的甲骨文。商朝的最后一位天子——纣王帝辛(?-约前1046)也因暴政而使民心归向了西北地区的周部落。因贤良而被百姓拥戴的周武王姬发(?―约前1043)不仅是西周开国君主,更被后世尊崇为古代明君。

  在历史上,商灭夏、周灭商合称“汤武革命”,被记载于《周易·革卦》。因循以往的历史经验,周王朝认识到“天命靡常”,天命所赐予的王权并非恒常不变。那么,“天命”是如何变化?又根据什么而变化?

  “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前643),曾问相国管仲(前723-前645):“王者何贵?”管仲回答:“贵天。”齐桓公仰头看向天空。管仲却说:“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

  中国古人认为,“天”根据“民意”来做事,如《尚书·五子之歌》中所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文化里的“天”,不是“天空”,也不是“造物主”,而是有丰富含义的“天”,是天道,也是民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还记载了周人对前代历史经验的总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公正无私,只帮助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因此,周人提出要“敬德”、“疾敬德”,即努力地、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德行。这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特征之一,即决定“天命”、政权兴亡的不是外在力量,而是在于“人”及“人”自身德行好坏的内在因素。

  在已流传两千多年的《大学》中,开篇第一句即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句中的第一个“明”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是光明正大的品德,每一个人都应将自身本就具有的光明正大的品德发扬出来。《大学》还提出“八条目”作为进学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即陶冶身心,涵养德性,修持身性。在《大学》中,还有一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即:无论是天子,还是百姓,都应以“修身”作为人生之本,无一例外。在天道、天理面前,人并无高低贵贱、贫穷富贵的差别,在人格与道德上人人平等,这从根本上肯定了每个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也明确了每个人的生命本质。

  由上述可知,与西方“以神为本”的文化相对比,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特点是:人不是“神”的奴隶,人不依靠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人由自身的德行决定了人生的价值与走向,“人”必须以“德”为本。中国的“以人为本”,强调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与实践性。

  中国人、中国家庭以及中国的社会秩序是依靠道德自觉、行为自律、文化自信来支撑与维系,其本质也是道德文化、做人文化与践行文化的结合,成为贯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基因。

  我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公元前后的东方与西方。

  公元前2年,是西汉(前202-8)第十三位皇帝——哀帝刘欣(前25-前1)的在位时期,中亚地区大月氏国的使臣伊存向汉朝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了《浮屠经》。“伊存授经”是迄今见诸正史、被明确记载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自此开始,儒家、道家与佛教逐步形成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力量,宋孝宗赵昚(1127-1194)在《三教论》中明确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佛教虽起源于古印度,却以其“众生即佛”的理念,经过本土化而成为中国佛教,在“以人为本”的中华大地构筑起一个全新世界。

  在公元1世纪以后,西方确立了“以神为本”的文化,直至一千余年后的启蒙运动才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17至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认为,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将人们引向光明。他们启发人们不要做“神”的奴隶,而要成为本身的“人”。由此可知,西方的“以人为本”,在时间上比中国晚了二千余年。

  更要指出的是,西方的“以人为本”与中国文化渊源甚深。“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文化(前800-前146),而其更重要的来源却是十六世纪以后的西方传教士。传教士将欧洲文化介绍到中国的同时,也从中国带回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这样的传教士不胜枚举,我们仅列举三位极具权威性的汉学家: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出生于意大利,是最早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之一,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长达二十八年。他将代表儒家核心思想的《四书》首次译为拉丁文,并寄回意大利,坚持不懈地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

  在他之后,意大利传教士、汉学家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于1650年(清顺治七年)抵达北京,曾觐见顺治皇帝。1651年,卫匡国被委任为中国耶稣会传教团代理人,离华远赴罗马教廷陈述耶稣会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见解,并最终以他的见解获胜,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也因此逐渐“中国化”。在途经德、法、英、比、挪威诸国期间,他用拉丁文撰写了四部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的著作,分别是《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论鞑靼之战》和《汉语语法》,其中,《汉语语法》成为欧洲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的入门书。

  此后,出生于法国的传教士、汉学家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在1728年(清雍正六年)写成《汉语札记》,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文字学的研究著作,其引用的中文例句多达一万两千余条,代表了早期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最高成就。马若瑟被称为法国早期汉学三大家之一,元代戏剧《赵氏孤儿》也是由他最早翻译成法文,在整个欧洲赢得众多读者。

  此时的中国,文化已发展到新阶段。自“伊存授经”开始,儒家、佛教、道教三家思想经历一千余年的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在宋(960-1279)、明(1368-1644)时期,已出现“三教合流”的说法。位于重庆市的大足石刻,现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其主要内容就是一部“三教合流史”。山西省著名的悬空寺也有一座“三教殿”,殿内供奉孔子、释迦牟尼佛与老子的塑像。儒、释、道,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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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窟 华严三圣相 南宋 来自《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以传教士作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传入彼时的欧洲,西方文化受到诸多影响。比如,以“人本文化”去批判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以此实现了人权取代神权、科学取代神学、民主取代专制、自由取代禁锢、平等取代等级的转变,“人本文化”不仅在欧洲启蒙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财富。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为西方世界由“神本文化”转向“人本文化”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几千年来,“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为世界做出了诸多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西方固有的文化传统——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使“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在传入西方之后发生了“变异”,并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最为显著的是:当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与能动性得到肯定,人类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开始取代“神”而主宰万物。同时,随着“人”的理性被充分肯定、科学力量与科学技术不断增长,导致“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的思想日益泛滥。人类自以为凭借科技的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甚至主宰宇宙。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又被异化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这使人类沦为了物质的奴隶。这个时期的世界,争斗、战争持续不断。“人本主义”被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有且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人类似乎成为主宰一切的最高力量。

  直至人们经历了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战: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二战: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极为惨痛的教训引起反思,西方社会再一次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旨在引导人们从物欲、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牢笼中解脱出来,成为懂得自觉自律、遵循人道、关爱人类的人。这也是中国“以德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世界范围的再次崛起。

  “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在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过程中,民国时期教育家张彭春先生(1892-1957)功不可没。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以48票赞成、0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在法国巴黎通过表决,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权利法案。12月10日也因此被定名为“世界人权日”。时任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将中国文化贡献给这一《宣言》。首先,他将“仁”的概念(译作良心conscience)写入《宣言》之序言;其次,他坚持“开放性”,让不同文化、宗教传统都能以各自的方式与角度解读《宣言》;再次,他强调社会与经济权利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他支持“义务”与“权利”具有同等重要性。张彭春以中国的智慧,避免了西方世界及其文化对“人权”概念形成绝对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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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彭春先生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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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表决会议 图片来自网络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曾多次被评为“美国最佳总统”,他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担任了《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她在回忆录中说:“张博士是一位多元主义者,他动人地解释他的主张:最后的真理不止一种。”近年,哈佛大学著名比较法和人权法学者、《美丽新世界:<世界人权宣言>》的作者葛兰顿女士(Mary Ann Glendon)在著述中写到,“那个时期曾与张彭春一起紧密工作的人们对于他的能力印象深刻,特别是他能消除误解、缓解焦虑。起草过程中时常会发生分歧,他也有能力促进共识。”《世界人权宣言》是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编订《宣言》期间,世界正在分裂为东、西阵营,能使《宣言》的精髓内容成为东、西方的共同立场,确是丰功伟业。

  同时,张彭春先生参与编写《世界人权宣言》的这段动人往事,正是中国文化中亦此亦彼的“圆融智慧”与西方文化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生动对比。同“世界”一样,“圆融”也是佛教引入中国文化的词汇。“圆”指周遍,“融”指融通、融和。事、理万法融通无碍,无二无别,犹如水与波,称为“圆融”。在中国佛教中,便有一部经典揭示了“圆融观”与一个光明世界,影响了中国千余年。

二、光明普照的华藏世界与“三圣圆融”

  佛教创造了“世界”这一词汇。今天,“世界”往往指代我们所熟悉的地球范围。然而,佛教所阐释的“世界”,如云似海,重重无尽,尚有许多我们所未知的“世界”。两千年来,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理解佛教的真正要义,对提升自身的文化底蕴、坚定自我的文化自信,指导自己的文化生活,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我们将在此部分,以两个“世界”简述佛教的“以众生为本”。“众生”(梵文Sattva),集众缘所生,名为众生,又历无量生死轮回,名为众生。“众生”,又名有情,即一切有情识的生命形态。与“世界”超越地球范围一样,佛教中的“众生”包含人,但其概念与范畴却也超越了人。

(一)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世界

  娑婆(梵文Sahā),意为堪忍。根据佛教的说法,世人所在的世界被称为“娑婆世界”,这个世界的众生堪于忍受“十苦”而不肯出离与解脱,故又作“堪忍世界”。“娑婆世界”(梵文:Sahā-lokadhātu)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是三恶五趣杂会之所,因此,人们常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娑婆”还有另一层更深的含义,是指释迦牟尼等诸佛菩萨忍受劳苦,在“五浊世界”中不懈地教化众生,表现出大智、大行、大悲和大愿的精神。佛菩萨与众生的“堪忍”有着显著区别:众生因自己的“贪、嗔、痴”而受苦,而佛、菩萨是无私地为众生而受苦。

  根据佛经记载,为寻求生死解脱与人生真谛,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梵文Kapila nagara)的太子——悉达多·乔达摩(公元前623年出生,公元前543年涅槃)毅然舍弃王位,出家修道。彼时,他已无师可学、无法可循,于是选择了婆罗门及当时修行者的解脱方式——苦行。他来到伽耶城(梵文Gaya^)附近的苦修林,在六年苦修中,经常每日只吃一麻一米,甚至七日才食一麻一米,以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他逐渐认识到,苦修只能解除一部分痛苦,却无法消灭人间的一切痛苦,这并非真正通往解脱的道路,于是结束苦行而另寻究竟法门。一位牧女见他虚弱不堪,便献乳糜供养,使他恢复了些许体力。随后,他来到尼连禅河(梵名Nairan~jana^)边的一棵毕波罗树下静坐、沉思,发誓“今若不证无上菩提道,宁可碎此身而终不起于座”。经过七天七夜,他豁然大悟,得到了对宇宙人生的真实彻悟,即后世通常所说的“成佛”或“证道”,并将这一天称为“佛成道日”。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梵名Śākyamuni),即释迦族的“圣人”,合意为“能仁”、“能儒”、“能忍”、“能寂”等。释加牟尼作为佛教的创始人,亦被广大信众尊称为佛陀(觉者)、释尊、世尊等。

释加牟尼成道后宣讲的第一部经典——《华严经》

  在“佛成道日”后的二十一天中,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上位菩萨宣说法门,其中,文殊菩萨以“智慧”闻名,普贤菩萨以“行愿”闻名。这是释加牟尼成道后宣讲的第一部经典,即《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此部经典不仅记述了释迦牟尼佛的因行果德,开显出重重无尽、事事无碍之妙旨,也包含了对菩萨修行的论述,历来被视作“经中之王”。

  释迦牟尼佛第一次宣讲《华严经》,普贤菩萨为“会主”。佛陀共在七个地方、合计九次宣讲此经,即著名的“七处九会”,由此组成了此部经典的整体框架。作为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华严经》的初现充满了传奇色彩。“七处九会”并非先后进行,而是同时进行,这正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所示现的不可思议之处。《华严经》中宣说:整个世界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的显现,毗卢遮那佛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身,“一微尘映世界,一瞬间含永远”。证悟的境界,万有为一,并没有时间、空间的局限性。一粒微尘与整个世界是共性的,一瞬间即是永远。

  此经还宣说了菩萨以修诸行而“顿入佛地”的思想,即菩萨从树立信仰到解脱成佛各个阶段的修行过程,具体阐述了菩萨的“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法门行相和修行的差别,以及依此修行证得无量功德与清净法界等内容。菩萨修行的终极目标,就是上证菩提具备诸佛的功德,同时具有下化众生的无限能力。

  《华严经》还提出“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有众生都具足如来智慧,只是众生颠倒不知、不见而已。一切众生的佛性无二无别,即是“众生平等”。众生因妄想、执着而遮盖了本来就具有的佛性,若能熄灭妄想与执着,佛性自然显现。因此,《华严经》向人们宣扬了“不必心外求法”,而应反求于自身、即自我的内心世界。

  《华严经》以庞大篇幅,丰富的形象描写,构筑了独特的大乘佛教思想体系,对大乘佛教在印度、中国以及日本、韩国等地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毗卢遮那佛所居与教化的世界——华藏世界

  在《华严经》中,释加牟尼佛的“法身”——毗卢遮那佛所居与教化的世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名为“华藏世界”,即“莲华藏世界”的简称。莲花因“出淤泥而不染”极受佛教珍视,多见于佛教经典,其雅称便是“莲华”。莲花所包藏者,都是佛教中的神圣之物,正如诸佛、菩萨多以莲花为宝座。“藏”为蕴积、包含之义。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被莲花所包围。华藏世界,就是包含在莲花中的世界。在《华严经》中,华藏世界恢宏广阔,其构造有诸多明确描述:“此华藏庄严世界海,有须弥山微尘数风轮所持。其最下风轮,名‘平等住’,能持其上一切宝焰,炽然庄严;次上风轮,名‘出生种种宝庄严’,能持其上净光照耀摩尼王幢。”这无数风轮分为十层,最上层风轮“名‘殊胜威光藏’,能持普光摩尼庄严香水海,此香水海有大莲华,名‘种种光明蕊香幢’,华藏庄严世界海住在其中,四方均平,清净坚固,金刚轮山周匝围绕,地海众树各有区别。”华藏世界的存在,展现了宇宙空间无限的观念,包罗万象且井然有序。华藏世界是一切世界的总称,包括娑婆世界、极乐世界、袈裟幢世界、胜莲花世界等等,从这种意义来说,华藏世界是虚空界、法界的代名词,虚空界、法界有多大,华藏世界便有多大。

  《华严经》言:“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至此世界,名娑婆。以金刚庄严为际,依种种色,风轮所持,莲华网住,状如虚空。以普圆满天宫殿,庄严虚空而覆其上,十三佛刹微尘数世界,周匝围绕。其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世尊。”可见,释迦牟尼佛所化的“娑婆世界”,也处于毗卢遮那佛所化的“莲华藏世界”之中。我们生存在“娑婆世界”之中,众生习惯于忍受烦恼却不肯出离。而当我们从这烦恼世界中解脱之后,我们又将去往何处?大乘佛教的教义中,在自我救赎的基础上,更应有救赎他人、救赎众生的追求。华藏世界,便成为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依此修行者的最终归宿,是娑婆世界之外极为重要的佛国净土。

华严三圣——华藏世界中的三位圣者

  在娑婆世界中,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辅助释尊的左、右胁侍分别为以智慧闻名的文殊菩萨、以大行闻名的普贤菩萨,三者合称“释迦三尊”。在华藏世界,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继续辅佐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毗卢遮那佛。普贤以万行威德,文殊为法身妙慧,“释迦三尊”又被称为“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作为华藏世界的教主与本体,理智完备,居中位;文殊菩萨主“智门”,立于毗卢遮那佛之左;普贤菩萨主“理门”,位于毗卢遮那佛之右。因整个华藏世界都是毗卢遮那佛的显现,故文殊、普贤二位大菩萨,也可以说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与显现。

  在佛教中,有一佛与二圣组成的诸多“三圣”组合,比如我们在后续内容会陆续提到的“西方三圣”、“东方三圣”等,但最先出现的便是“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各有不同的表征意义:

  毗卢遮那佛(梵文Maha^vairocana):“毗卢遮那”是太阳的别名,原有“光明普照”之意。毗卢遮那佛,汉译为“平等觉、法界无量”,理智相即,行证相应,定慧不二,能所相融,便是毗卢遮那佛。佛教中的“三身佛”,即:法身“毗卢遮那佛”,应身“释迦牟尼佛”,报身“卢舍那佛”。“法身”虽深奥难懂,却在《华严经》中形象化于毗卢遮那佛身上,同时也置身于具象的华藏世界。

  文殊师利菩萨(梵文Maňjuśrī):象征着智德、证德、慧德、能信。文殊菩萨以其明见佛性,具足法身、般若、解脱三德,不可思议,因此意为“妙德”、“妙吉祥”等。文殊菩萨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以论述“般若性空”和“般若方便”的理论著称。佛教传入中国后,山西五台山逐渐成为文殊菩萨的应化道场。

  普贤菩萨(梵文Samantabhadra):象征着理德、行德、定德、所信。普贤菩萨以其居伏道之顶,体性周遍,故称“普”;断道之后,邻于极圣,故称“贤”。普贤菩萨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以劝人广修“十大行愿”而著称,代表一切菩萨行德之本体,亦被称为“十大愿王”,也曾译为“遍吉菩萨”。佛教传入中国后,四川峨眉山逐渐成为普贤菩萨的应化道场。

大雄宝殿供奉的华严三圣像1.jpg

峨眉山金顶华藏寺华严三圣像

  “华严三圣”最早见于唐代高僧澄观法师(738-839)所著的《三圣圆融观门》:“三圣者,本师毗卢遮那如来,普贤、文殊二大菩萨是也。”同时,澄观法师对“三圣圆融观”做了严密的辩证,“菩萨修行中之因果相融、能所相融、解行相融、与理智相融。修行者能了解此义,则念念因圆、念念果满。依此修行,必能圆满三圣之德。”这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法门,各自圆融。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各自代表不同的“三法”:文殊菩萨表能信之心、能起之解与能证之大智,前后相贯、相融相即;普贤菩萨表所信之法界、所起之行、所证之理,也是相融相即。唯以大智慧为前导,才能启信,所以文殊菩萨是智慧与信仰统一的象征,也称为“大智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是一切菩萨中的上首菩萨,他的最大德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修广大行愿,由行证理、理外无行、由理显行,所以又称为“大行普贤菩萨”。

  其次,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法门,互相圆融。二位菩萨各自所代表的能信与所信不二、解与行不二、理与智不二。因此,文殊菩萨的“信、解、智”三事的相融也是普贤菩萨的“法界、行、理”三事的相融。简单来说,当普贤菩萨融入文殊菩萨,或当文殊菩萨融入普贤菩萨,智慧与践行兼备,即为毗卢遮那佛。

  最后,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为因,毗卢遮那佛为果,“三圣之内,二圣为因,如来为果;果超言想,且说二因。”真正到达觉悟、修成佛果,要依靠文殊菩萨的“智慧”和普贤菩萨的“践行”不断精进,这是达到毗卢遮那佛境界的阶梯,“若悟二因之玄微,则知果海之深妙”。

  佛教,不仅揭示了众生修行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达到目标的阶梯——智慧与践行。圆融无碍的“华严三圣”,由因可以证得果,从果也能寻到因。这也是“认知‘三圣圆融观’的胜义,对我们日常生活有何作用与影响?”的最佳答案。

  佛教中,时间、空间无限大,大至虚空。唐代华严学者李通玄长者(?-730)曾说:“十世古今,始终不移于当念;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因此,当我们开始重视当下的每一念、每一言、每一行,才能行走于世界而没有阻隔,处处圆融,处处无碍。佛教并非让人们选择逃避,甚至放弃现实的生活,而是指导我们如何超越生活中的种种桎梏与纠缠,获得自由无碍的心灵与生活。即使身处娑婆世界,也能清净无染,犹如身在莲花包藏的“华藏世界”。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中国佛教与中国佛教文化“以众生为本”,和合而成的中华宝藏,恰是另一个无边广大的“华藏世界”。人,在觉悟前后的生命质量截然不同。因此,峨眉山禅茶文化丛书之要义便是提升智慧、并引导人们在生活中不懈实践,打造“心灵华藏”。莲花,虽出于水却不着于水;日月,运行于太空,从无停滞。我们应让自己的“智慧”如莲花般高洁出尘,并“践行”于每一个当下,似日月般光明流转,“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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