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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文化 第一节 吉祥如意

  中国文化,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虽偶有因其他民族入侵等原因造成传统政权、传统文化的暂时中断,但因汉语言没有被根本改变或消失、古典文献也保留至今,其所承载的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便得以保存并延续至今。

  千百年来,在同一种族、同一民族中潜移默化的一种思想、思维定式及风俗习惯,可称为“文化密码”。我们选择了一个特殊且美好的“文化密码”,开启一座宝库,这是一个涵盖“天、地、人、我”的神奇宝物。

第一节|吉祥如意

  如意,打开文化宝库的第一把钥匙。

  如意,作为汉语词汇,表“符合心意”,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25-220)的《汉书》之中,距今已近二千年。在中国近现代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中,也意为“满意、如愿”。

  据不完全考证,我国早期文献资料已出现“吉祥如意”,如北齐时期(550-577)张成的《造像题字》,其中便有“为亡父母敬造观音像一区,合家大小八口人等供奉,吉祥如意”,意指“吉利祥和,万事如意”。明清以后,“吉祥如意”在文献中大量出现,用法已与现代相近,多用来祝颂他人“美满称心”。

  从古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吉祥如意”的祥瑞寓意往往以器物——“如意”作为“文化密码”。

  如意,作为器物,其形态、内涵在一千多年中不断发生分化。第一是以“搔杖”、“记事”等实用功能,在民间流传;第二是演化为室内陈设与珍玩,因象征祥瑞而成为“中国传统吉祥器物”之一;第三则衍生于“权杖”,以“神圣器物”的身份,进一步在中国文化、中国宗教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相传,“如意”随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土,梵语为Aniruddha,音译为阿那律。按佛家习俗,僧人宣讲佛经时手持“如意”,在其上记经文以防遗忘,即所谓的“佛具”之一。

  更重要的是,“如意”也因其为普贤菩萨常用法器之一的“神圣身份”,广为天下所知。举世闻名的一尊手持如意的普贤菩萨相,诞生于公元980年,至今仍安坐于四川省峨眉山万年寺内。据现有资料,佛教自东汉时(25-220)传入峨眉山,从东晋时期(317-420)开始,峨眉山便被视为普贤菩萨道场,这尊普贤菩萨铜像不仅是佛教艺术精品,更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峨眉山增辉千年。

  万年寺创建于东晋隆安年间(397-401),被认为是峨眉山上第一座比较规范的寺院。寺内的这尊普贤菩萨铜像主要依据《妙法莲华经》,同时还参照《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楞严经》、《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等多部佛经的记载而设计并铸造。普贤菩萨身披袈裟、袒胸,胸前佩有华丽的璎珞,两眼半闭,嘴角微微内收,神态安详,庄严自在,左手置于膝前,手心向上,右手执如意。

  普贤菩萨亲身在人间传播佛法,普洒贤惠,其代表的真正意义是“真理”与“践行”。普贤菩萨手执“如意”,便具有了“所行皆如意”的象征意义。

  器物,其本身即为“文化”的产物。同时,器物也积淀、蕴藏或寄托着人们的不同情感,形成不同的“文化密码”。

  如意,也有“握君”、“执友”或“谈柄”等不同称谓。还有一个趣味现象:作为搔杖功能时,“如意”在民间被俗称为“不求人”。自我国南北朝时期(420-589)开始,各地区对此功能下的“如意”,称谓大相径庭。在古老的中原地区,它被称为“如意”、“老头乐”;在“孔孟之乡”的山东,它被称作“孝顺”,一般由子女买来孝敬长辈;在烟雨江南,它又被叫做“美人”,以美女纤细的手指喻之,据说典出“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的《太平广记》;而在现代,此物也被人们戏称为“痒痒挠”或“痒痒乐”。

  对同样的器物,赋予不同的符号,作出不同的阐释,就是“文化”的表现之一。

  进入21世纪20年代,在倡导“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当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学习并掌握“文化”,进而夯实并提升我们的“文化底蕴”。重新尝试去进一步了解生活中的“文化密码”,才能更好地灌溉、丰沃我们自身的“文化土壤”,这是我们实现人生理想、提升生命价值的重要途径。

  究竟什么是“文化”?什么不是“文化”?文明与文化,又有何区别?让我们回到“如意”,这是我们打开“文化宝库”的第一把钥匙。

  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资料,“如意”的起源与古人日常生活中的搔背工具有密切联系。最早的“如意”,柄端作手指之形,以示“手所不能至,搔之可如意”,故称“如意”。清代《事物异名录》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即指“如意”的搔杖功能。

  同时,我国古代又有记事功能的“笏”,也称为“朝笏”或“手板”。笏,宽约四至六寸,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被人们端在胸前,形似一柄有弧度的“大尺子”,是从天子到官员都会使用的随身配饰。“笏”有三个作用:第一象征身份,第二是奏事、应对和记录君主言行,第三是用以遮挡,以示恭敬。“如意”也兼“笏”之记事功能。

  《高僧传》是佛教史书之一,其中有一则僧人竺昙猷(286-396)的故事。“竺昙猷。或云法猷。敦煌人。少苦行习禅定……后移始丰赤城山石室坐禅。有猛虎数十蹲在猷前。猷诵经如故。一虎独睡。猷以如意扣虎头问。何不听经……”这位自幼出家、修习禅定的僧人是敦煌人,后来云游至赤城山(今浙江天台山北),在一个石室内坐禅、诵经。数十只老虎纷纷聚到他的面前,越靠越近,诵经声却不间断,其中一只老虎支撑不住,睡着了。这时,昙猷拿起“如意”,打在酣睡的老虎头上:“为何不听经?”从早期的诸多文献资料中,都可发现,作为器物的“如意”,在生活中满足了古人的日常需求。后世,“如意”还衍化出多种用途,但其最初无疑是摹仿人的手形,这种创造是人的意志的外延,是人对自然的超越。

  “文化”与人在自然中的生存活动、改造活动,有着紧密关系。电闪雷鸣不是文化,但原始人将其想象为人格化的神灵或异象却是文化;自然界中的山与水不是文化,但吸引人们欣赏、激起人们情感的高山流水、湖光山色却是文化;天然的玉石、象牙或竹片不是文化,但古人用其制作的“笏”、“如意”却是文化。

  可见,一般的自然物不是“文化”,但自然物经过我们改造之后,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或寄托了我们的情感、打上了我们的烙印,才是“文化”。“文化”与自然有别,是对自然的模仿、适应与超越。

  “如意”成为文人雅士在交游、清谈、乐舞时的助兴之物,最早见于我国的汉晋时期。如今藏于南京博物馆的《竹林七贤画像砖》采用横幅壁画的形式,约制成于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420-589)时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画作。其中,“七贤”之一的王戎(234-305)手里把玩的“如意”仍然呈现搔背工具的形态,清晰无疑。庚信(513-581)作为南北朝时期文学的集大成者、“宫体诗”代表人物之一,在《乐府·对酒歌》中写道“山简接籬倒,王戎如意舞”,描述了“七贤”相聚时,王戎手执“如意”打着节拍,这恰好佐证了《竹林七贤画像砖》中对王戎把玩“如意”的画面。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 现藏于南京博物馆

  绘画、雕刻与文学等诸多形式,也为人类所创造。作为文化的载体,在历史长河中发生碰撞并相互印证,妙不可言!因此,我们重新发现文化、提升文化底蕴、感受文化之美,必然离不开对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梳理与专题学习。

  自唐代开始,手形的“如意”慢慢演变成卷云形、灵芝形、心字形及团花形等,并采用金、玉等材质制作,极具和悦神韵及祥瑞寓意。1987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珍贵唐代文物中,有“如意”二件引起大众关注。其中一件鎏金银如意,钣金成形。顶端作云头状,正面鎏金,中间一佛,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坐佛两侧各有一供奉童子,面佛半跪于莲台之上。

唐代鎏金银如意 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宋代之后,“如意”演化为陈设、赏玩之物,同时成为“清供”的元素之一。“清供”是属于中国人的情感与风雅,起源于祭祀,其完整体系产生于汉唐以后,即为人们放置在室内案头,供观赏的物品摆设,主要包括各种盆景、插花、奇石、工艺品、古玩、时令水果、精美文具等。至唐宋时,清供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画的常见题材之一。“如意”因“如意在握,岁美人和”的美好寓意,而多见于历代《岁朝清供图》之中,流传后世。

岁朝清供图 清 赵之谦 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至明、清时期,“如意”从实用物品逐渐成为艺术品与珍宝,并因其吉祥、驱邪的涵义而成为承载祈福、禳灾等美好愿望的贵重之物。“如意”的实物大多见于清代,制作工艺登峰造极,成为清朝宫廷珍宝之一。英国使节马戛尔尼(1737-1806)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记载:“所经各宫或各屋,必有一宝座,宝座之旁,必有一如意。”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近三千柄“如意”,材质和造型极为多样,有金、玉、水晶、玛瑙、竹、木、牙、角、陶瓷等多种质地,制作工艺有浮雕、镂空、镶嵌、掐丝、累丝等等。彼时,在皇帝登极大典上,主管礼仪的臣子必敬献一柄“如意”,以祝政通人和、新政顺利;在皇帝会见外国使臣时,馈赠“如意”以示缔结友好、国泰民安。在帝后、嫔妃的寝室中均置有“如意”,颐神养性、兆示吉安;特别是帝后大婚、万寿、中秋及元旦等各大重要时刻,臣子敬献为数不少的“如意”,寓意帝后平安大吉、福星高照。一件小小的“如意”,渐渐集宫廷礼仪、民间往来、陈设赏玩为一体,成为象征上层人物权力和财富的珍贵之物。故有“椒戚都趋珠宝市,一时如意价连城”的诗句流传。一柄柄精致粹美的“如意”是“中华器物文明”的代表之一。

青玉填金《十全老人之宝说》如意 清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那么,文明与文化,又究竟有何关系?

  有不少学者认为: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文明形成于产生文字、城市和社会分工之后,尤其是在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普遍认为文明是较高的文化发展阶段。文化,包括文明。因此,文化所包含的范围比文明更加广泛。

  文化和文明,又是属性不同的两个部分。有些学者还认为:文明是物质文化,比如上文所述之随历史发展而愈发精美的“如意”本身;而文化是精神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结合,恰如“如意”所承载并见证的历史,蕴涵的吉祥、美好寓意以及对中国人生活与心灵的滋养。

  在20世纪之前的德国,有一种传统看法认为:文化包含人的价值、信仰、道德、理想、艺术等因素;而文明仅包括技术、技巧和物质的因素。从形态上来看,文化更偏重于精神和规范,而文明则偏重于物质和技术。

  文明更容易被比较而区分高下,比如被视为文明代表的古埃及金字塔、中国长城等。从某种角度来说,文明更普适于考古学领域。在此,我们还要特别说明一点:如果将人类文明融入地球史,我们要对所谓的“文明”保持审慎的态度,因为当人类进入“高能耗”的文明阶段,人类不断对自然进行贪婪索取与粗暴干预,地球便呈现出日趋明显的生态危机,那么文明也隐含了野蛮的另一面。

  与文明相反,文化则难以被比较,原因在于各族群、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并不相同,而价值是相对的,并没有严格的统一标准,更不应以非此即彼的态度来进行判断与取舍。在了解“文明”与“文化”的异同之后,我们不仅需要理解各族群、各民族及其文化、宗教的不同与独特,更需重视其和合与统一。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或许这便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从未间断的原因之一。

  汉代文学家、宗室大臣刘向(前77-前6)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是说若以“文德”不能教化,而后才使用“武力”。诚然,自古使用武力征服、刑罚镇压,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中国圣贤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中原周边的人若非心服口服,则中原的人更应修养自身的品德、丰富并提高自身的文化,使他人心悦诚服,慢慢取长补短,进而融合成一体。即“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此句出自《论语》。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取得的影响与地位,并非靠穷兵黩武、对外扩张,而是依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中华民族极为重要的一个精神特质。兼容并包、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善于化解、超越分别与对立,也因“不向外求,反观己身”早已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回到“如意”本身,再一次以“文明”的角度重新了解其物质层面。

  “如意”的外形并没有统一要求,但结构基本一致。每柄“如意”至少由两个部分组成,“如意头”和“如意柄”。常由云纹、灵芝做成头部,而柄端由直状也演变为小灵芝、云朵等多种形状。头尾两相呼应,柄微曲,主体呈流线形,整体风格或清新雅致或雍容华丽。

  在基础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们会在“如意”上添加装饰以提高其观赏性。比如:尾部会加挂一条“如意穗”,也衍生出“岁岁如意”的寓意。“如意穗”的装饰手法同样异彩纷呈,配以各种精美的“中国结”,如盘长结、铜钱结、喜结、寿结等,不仅展现视觉上的和谐之美,也增添了“如意”的吉祥寓意。

上图资料来自@故宫宣教

  “如意”头部呈弯曲回头之状,历经千年不曾改变,也被人们赋予了“回头即如意”的文化寓意。莫向外求,也与前文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中华传统不谋而合。

  在一定意义上,人造就了文化。同时,文化也决定了人的存在,决定了人的思维、行为及情感方式等诸多方面。人的存在方式,就是“文化”。

  文化,也是人的生存样态与生存环境。微观至个人,若能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便可改变个人的生存样态、提升人生的价值,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

  关于“如意”,还有一点容易被我们忽略——它也曾是兵器之一。

  先秦时期的重要古籍《山海经》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开始关注研究大自然的首启之作。其中记载:约五千年前,黄帝与炎帝两族合盟之际,蚩尤发兵攻打炎黄部落,当时黄帝部落得到了西王母及其弟子九天玄女的指导,其中包括一种勾形兵器,也就是当时“如意”的原型。后世将黄帝战胜蚩尤的这件法宝命名为“如意”,并将之缩小而制成礼器,有“防非洁己、慑服群魔”之意。

  “二十四史”之一的《南史》中,撰有《韦叡传》,记录了南梁时期的名将韦叡(442-520)“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可见,在战场上,“如意”也可替代“麾”作指挥之物,以兆“万事如意”。成书于唐代的《晋书》,记载了一种铁制的兵器名为“铁如意”。宋朝时期的御前禁卫手执“骨朵子”,即三十六般兵器中的棍棒之属,大的一端就像蒜头,由铁或坚木制成。骨朵用于仪仗中时,也称为“金瓜”。元代诗人张昱(生卒年不详)在《辇下曲》的第十九首中写下诗句:“卫士金瓜双引导,百司护醉早朝回。”到了明代,道教学者、宁王朱权(1378-1448)于1444年编撰了《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代表了道教义理向道家的归复。其中,《修真器用章》载道:“如意,黄帝所制,战蚩尤之兵器也。后世改为骨朵,天真执之,以辟众魔。”

  被视为道家“三奇第一之奇”的《上清经》中,也记载了“天尊手持如意,宣说玉枢宝经。”至此,“如意”不仅出现于黎民百姓、文人雅士乃至天子君王的生活之中,更与佛教、儒家、道教与道家有着众多、重要的文化联系。

  人,存在于“天、地、人、我”之间。天,可视为信仰、宗教;地,可看作自然;人,是每一个人与他人、社会的连结;我,是外在的肉体与内在的自我意识、道德、情感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们选择“如意”作为本书开篇的缘起,因其完整包含了“天、地、人、我”。


  斗转星移,经历过各朝代的更迭,“如意”早已超越了汉语词汇、器物的边界,其装饰功能日益凸显。因其“吉祥如意”的好兆头,按如意形作成的“如意纹”应运而生。其造型以如意头、灵芝为来源,形成独特的云朵形状,又名“如意云纹”等。如意纹与瓶、戟、磐、牡丹等,组成了中国民间广为使用的“平安如意”、“吉庆如意”、“富贵如意”等吉祥图案。如意纹,成为中国人审美趣味的代表之一。

  “终年不语看如意,似证禅心入大乘。”我们以“如意”为开端,了解文化与自然的区别、文化与人的联系、文化与文明的异同,也在数千年的中华历史中,深刻感受到文化之美。以“如意”作为第一把钥匙,峨眉山禅茶文化的“文化宝库”已正式开启。借用宋代文豪欧阳修流传至今的一句话,作为对“文化佛教”之新篇章与行果的祝福——“故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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